近日，中国青年报节选发表我所文章《无一入围150强，中国何时才有自己的“兰德公司”》，原文标题为《对中国防务智库的思考：任重道远》，全文如下。智库的作用已无须质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之后，中国在各个领域均加快了智库建设。据2015年1月22日发布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4》统计，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中国429家，在“全球智库150强榜单”中，有7家中国智库入围，占得一席之地。但在“防务与国家安全”专项排名序列中，中国却没有一家研究机构榜上有名。目前，为应对新威胁，适应新格局，中国军事变革已拉开序幕。当前高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已使未来的战争形态早已超越了战争本身，广泛吸纳商业界与民间的思想精髓，真实地走出自我封闭的堡垒，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必然，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的发展之路。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防务智库，使其真正地发挥作用，已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

不能认清智库的本质干脆莫入此门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了多边主义直至单边主义，其在军事方面的需求与巨大的投入促使美国的军事智库与防务智库兴旺发达。从直接为军队服务的国防部体系内的军事智库，到协助或影响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制订的防务智库，无不对美国国防战略规划、军事战略制定、作战行动实施等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战略评估、战争形态、军事变革、军事技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推进作用。

想当年，科学泰斗钱学森钱老从美国回国后，就曾建立过类似军事智库的雏形，即利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所，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头脑风暴”，这种思想与学术交流机制最终直接结果就是成立于1986年的，从事国防系统分析和软件工程技术研究的现总装备部系统工程研究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机制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推广。变革不是拆后重组，不是新瓶装陈酒，对智库真实本质的认知将决定之后所有的一切智库行为，保持研究思维与分析方法上的独立性，是中国军队系统重振军事智库的必然之路，这对于独立于民间的防务智库这一新生事物而言，更是如此。何谓中国特色的防务智库？笔者认为，充分吸取国外防务智库发展经验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现有的实际情况，游离于体制之外，以军方机构、政府机构、国防工业界为主要客户，不抱怨，不坐等，自力更生谋发展，为中国军事变革与国防建设提供独立、客观的辅助决策智力资源——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防务智库的基本属性。这种认知也就决定了中国防务智库的属性、理念、目标、方法与运营。

作为军队所属智库的补充与协同，独立于民间的防务智库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对此无需累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负责人詹姆斯·麦甘恩教授（James McGann）认为，“在思考如何发展的问题之前，智库首先要对自身的定位有充分的认识，智库要明白自己掌握了哪些人力资源、哪些科技资源，继而划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和服务重点。”对中国防务智库而言更是如此，笔者认为，从理想到现实是防务智库建设的必经之路，尽管国内软环境已日益改善，但作为独立于民间的防务智库，更要认清形势，认清防务智库的本质与自身的定位，如若不然，建议莫入此门。

不能独立思考干脆就不要做

当我们谈及独立性时，往往首先联想到的是形体上的独立性，其实并非如此。没有明确的服务与影响对象，智库又何必存在呢？这里的独立性更强调的是思维方式上的独立性。例如，尽管美国军方直属的庞大的军事智库，在隶属关系、经费支持、人事制度等方面直接受上级部门的管辖，但在研究方向与思维方式上却能保持高度独立。又如，设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大学内直属美国海军部的海军分析中心主要从事海军战略、战术方面的研究，该中心为确保思维方式上独立性，除军方规定的课题外，该中心将四分之一强的年度预算经费用于自主课题，以保持创新性。再如，与国防部不存在隶属关系兰德公司在建立之初就强调自己是一个独立、客观、非营利性、不代表任何派别的咨询机构，并在自己的各项研究工作中自始至终贯彻这种理念。兰德公司坚持研究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有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监事会来保障实现的，除国防部、空军部、陆军部规定的研究课题外，兰德公司也将近四分之一左右的年度预算经费用于认为有意义或将会造成重大影响的自主选择课题研究。

毫无疑问，保持思维方式的独立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防务智库的立足之本，失去这一独立性，仅仅是体制的延续而已，不能独立思考就干脆不要做防务智库。下图为笔者对中国国防安全与中国军队建设问题的独立思考。

没有自我造血功能干脆趁早关门

由于“智库”这一特殊事物真正引入中国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大多数人对“非营利性”与“赢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简单而言，非营利性的机构（包括智库）是以理事会为其核心管理组织，而非股东大会，所有经营所得只能用于再发展不能用于个人分红。而“赢利”则是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来源。用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马歇尔的话来说，智库就是“用思想卖钱，再用钱买思想”。所以，除军方直属的军事智库无须为发展资金担忧外，像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心和其他独立的防务智库，均以目前市场通行的商业化运作规则为手段，获取自身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例如，像资金压力不大的海军分析中心和兰德公司之类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心，也会将自主选择课题，形成项目需求书，主动向军方或其他用户机构兜售，以扩展其资金来源。独立的防务智库除像战略预算与评估中心有较为稳定的国防部资金来源，以及像布鲁金斯学会之类有稳定的社会捐赠来源之外，其他的一些防务智库无不为稳定的资金来源而犯愁。除扩大捐赠渠道、争取用户研究项目之外，“长期稳定的赢利产品线”则是他们利用商业化运作规则创造稳定资金来源的商业模式。例如，年度会员模式、数据库服务模式、期刊与出版物模式、培训模式等。

尽管目前中国智库大多为官方提供资金支持，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恩教授还是一语道破了中国智库未来潜在的危机：“当未来资金来源形势改变后，智库要找到方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规划并构建防务智库长期产品生命线，自力更生，完善自我造血功能，将抗风险能力最大化，才有可能走的更远。

没有核心竞争力干脆早点休息

关于竞争，其本质不是战胜对手，而是创造独特价值的能力，而竞争优势就是能始终保持这种能力。而这种能力与其掌握的信息资源、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等密切相关，如何综合集成这些资源，塑造防务智库的核心竞争力，笔者认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立适合自己的研究主线，并能不为所谓热点搅扰，坚持沿既定方向做深做实。例如，兰德公司以研究军事尖端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世，海军分析中心以海军战略与战术为主要研究方向，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则集中于战略评估与国防资源配置分析，等等。可谓各有千秋，各有所长。反观兰德公司近年来在美国国防部的影响力有所式微，不得不说和它业务领域急剧扩大到卫生、教育、法律、商业、环境等领域有关。

二是建立并不断完善适合自己的方法论与分析工具。例如，兰德公司自创建起就重视分析方法与手段建设，确立了在净评估分析框架下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同时建立了高品质研究分析标准与质量审查机制。在分析工具方面，从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到一体化应急模型的广泛使用，一方面确保了高质量兰德报告的出炉，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军战略评估与战略研究。同样师于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在研究方法上，广泛使用兵棋推演系统分析未来战争，与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共同主导的“20XX年兵棋推演”就是一个典型的兵棋推演案例，而广为人知的《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概念》《东亚2025》等报告，同样也是其兵棋推演后的佳作。

三是建立自己的数据工程，为日后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无论智库大小，美国军事智库与防务智库均非常重视数据工程建设，从他们研究报告中的引述与详尽的数据分析就可略见一斑，靠数据说话才是硬道理，这也是成熟智库的标志。例如，兰德公司所创建的决策模型与战争模型，就是靠巨大的战争数据、兵力数据、装备数据、经济数据、人文数据、地理数据等来支撑的。

基于以上的观点，笔者认为，一个定位于防务领域的中国智库，如果仅限于热点评论、政策解读，而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当创办人最初所具有的信息、资金、人力等资源消耗殆尽之后，全面萎缩成为必然。

没有靠谱的人才干脆提前解散

毋庸置疑，人才是智库之根本。对美国的军事智库和防务智库来说，美军退役军官、退休情报官、政府退休官员等构成了这些智库的主力军，而退役军官更是主力中的主力。例如，据不完全统计，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有9名退役军官，新美国安全中心7名，美国进步中心2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2名，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0名，布鲁金斯学会1名，传统基金会4名，战争研究所4名，大西洋理事会4名。而这些退役军官中大约有70%都来自美国陆军。在美国，退役中校创办防务智库又是一大特别现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陆军中校从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退役后创办了战略预算与评估中心，又如托马斯·巴尼特离开国防部后创办了自己的防务智库，海军陆战队中校威廉·霍格斯塔德退役后也创办了自己的防务智库……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这源于美军军官的升迁制度，由于非作战指挥官由中校晋升至上校在美军相对比较困难，大量的研究型军官在中校退役后进入军事或防务智库界，继续进行防务研究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正如艾森豪威尔所希望的那样“警觉而又知识渊博的公民会不断地权衡国家安全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退役军官的加入可以说极大地加强了美国军事与防务智库的专业性。

在与军方的交流和合作方面，自美国国防部建立之初，智库就与国防部保持着紧密关系，甚至由军方直接提供咨询并派人参与课题研究。例如，兰德公司的空军项目部和阿罗约中心的咨询委员就是由参联会副主席领导，而国防研究所的咨询委员会则由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首席助理领导，在具体的课题研究中，根据需要，军方会派现役军官，以国防部研究员（DoD fellows）的身份加入研究团队。这种协同关系，确保了课题研究的质量，以及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另一方面，美国独特的“旋转门”式的人力流动机制，也使得军事与防务智库与国防部之间在思维方式方面“无缝衔接”，军方观点可以直接变为智库思想，智库观点也同样可以直接变为军方思想。美军新“抵消战略”的推手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的经历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2001年，他以上校军衔退役后进入战略与预算估计中心从事海上作战研究工作，2009担任海军部副部长，2013年担任新美国安全中心主任一职，2014年4月30日正式就任美国国防部第32任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战略与预算估计中心的工作经历，对安德鲁·克雷平涅维奇乃至安德鲁·马歇尔的军事变革思想自然心领神会、衣钵相传，在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之后推出新“抵消战略”的举措就不足为奇了。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具有丰富阅历的退役军官与长期从事防务研究的人员构成了美国防务智库的骨干力量，灵活的“军－地旋转门”机制，也为独立于民间的防务智库注入了活力。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军队职业化尚未改革到位，军地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未形成“常态”，这对中国防务智库的建设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广泛吸纳退役军官，立足自我培养新生力量，将是中国防务智库未来人才战略的主旋律。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适应中国现实情况的人才战略，将很难维持防务研究的长期性与方向性。

结语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智库群，除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类型智库外，国防、国际安全、军事行动、反恐等研究智库也不在少数，军事与防务智库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特别是非军事系统的防务智库，对美国国防战略与军事战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何分析和学习美国防务智库，乃至根据中国特色有所取舍，建立自己的专业化、独立性的防务智库，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也需要中国军队和民间志士的共同努力来实现，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军事智力”差距。前路漫漫，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