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空间中的传感器无处不在，谨慎又准确地定位和跟踪战场上的一切移动物体;由传感器/武器系统集成的任务指令系统能够实现战场的自主实时态势感知、决策制定与执行;同时，致命性小型武器系统的发展又将使任何维度中精确、及时、有效的攻击和目标摧毁成为现实。” ^[1]

对于先进技术引发和改变的未来战争概念，美国陆军能力集成中心(ARCIC)将其称之为“极度活跃的战场”;美国陆军大学致力于研究未来战争的网站取名“新拓展的战场”;陆军训练和条令司令部(TRADOC)新出版的第TP 525-3-6号手册《美国陆军移动与机动职能概念》 ^[2] 引用“极度活跃的环境”说明先进技术能够更快、更紧凑地完成致命任务;约翰·艾伦将军 和AmirHusain用“高度紧张的战争”一词描述自主决策带来的无与伦比的战争推进速度、人工智能与机器识别实现的同步行动现象。 ^[3]  基于此，TRADOC领导的“疯狂科学家”计划开始着手从根本上对战争的未来特性进行再评估，研究战略安全环境、密集的城市行动、未来网络行动和机器人学、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进而帮助TRADOC重塑直至2050年的未来作战环境及作战行动计划和2025年的演习计划。

一、未来战场的基本形态特征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概念标签，但是最终都达成了这样一条近似的评估结果：传感器、精确打击以及自主决策方面的发展进步将从根本上改变未来战场的特征。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时间压缩：作战武器投放速度加快，组合效应优势显著;

二是空间拓展：依托远程精确打击和信息互联性，作战空间可延伸至全球范围;

三是更具杀伤性：无处不在的传感器与可扩散的高动能精确武器及区域炮弹的集成增强了打击精度、速度和致命性;

四是常规互联：陆、海、空、天及网络等多域信息互联;

五是多维度交互：未来战场将不仅限于物理维度的多领域，还将包括认知维度的信息行动，甚至包括道德维度中的信仰和价值观。

正如美国在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时担心的一样，传统军事优势将不再能够适应未来战场的变化，无论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还是存在力量差距的对手都将有同等机会建立新优势，而这样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因此，TRADOC的“疯狂科学家”计划试图通过不同的演绎和归纳方法，利用互补的观点，从战术、战役和战略角度丰富关于未来行动环境的预测内容。

二、未来战场的战术特征——侦察/打击集成体

前苏联军事理论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率先设想了“侦察/打击集成体”的概念，但是最终却是由美军依托传感器、精确打击武器以及指挥与控制系统予以实现。然而，随着使能技术对先进作战能力的扩散，大部分竞争对手拥有获得先进技术支持的可能，美国开始逐渐丧失了在作战侦察/打击方面的垄断优势，这对未来战场上的战术行动乃至决策指挥带来新的挑战。

侦察者还是隐蔽者，攻击者还是防御者

侦察/打击集成体的集成性在于减少了中间环节的介入。过去的侦察和打击行动依赖于一系列高度协同配合的过程、系统以及专门为特定传感器/射手组配设计和优化的通信架构，而未来战场上侦察/打击集成体的技术颠覆性在于追求中间环节的最简化，并能够在不考虑装备归属、梯次编队和作战区域等外部因素的条件下实现任一传感器/射手的最佳组配，使侦察/打击能力成为未来战术制胜的核心，从而协助战役行动的成功。

目前，多种形式的天基监测系统、网络化先进雷达、多功能无人机以及大量成本远低于过去压制型产品的传感器扩散速度很快，包括智能手机系统在内的技术已经渗入民用领域，商业影像服务、机器人、日益成熟的物联网和近乎无限的处理能力将会形成一个充斥着“侦察者”的作战空间，全球透明度达到空前水平。通过大幅度降低热量、电磁和光信号实现隐蔽是可行的，伪装、欺骗等传统隐蔽技术必须向网络空间和电磁波谱等“跨域隐蔽”方向发展，精明的隐蔽者因此可能利用实时辐射监控确保在信号战中尽可能避免暴露自身弱点。

侦察者与隐蔽者之战将会带来精确打击能力的同步成熟与扩散。面对动能武器、高超声速武器、超高速动能弹和网络等多类型精确打击形式，侦察攻击者有能力将打击范围从战术级别扩展至全球区域，将打击效应从单一域延伸至多域。当对手成功实现隐蔽时，攻击者可以依靠热压弹、集束弹药、小型雷区甚至战术核武器实施区域压制或点精度打击，通过拦截导弹、磁轨炮、激光武器及定向能武器系统进行干扰使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网络失效。而对于防御一方来说，在势均力敌的条件下应以优势部署为重点，选择最优的隐蔽位置、控制范围和目标对靶，使相对效能最大化;在力量差距的条件下要想有效地阻止进攻，通常不会行动或放射任何形式的频谱，而是通过电磁静默转入地下，对上方的传感器隐蔽，或利用地形杂波、以超越侦察/打击周期的速度不断迁移布防，保护战场上的重要点位及装备安全。

前所未有的速度：难以捉摸的行动决心

在未来多域战场中，侦察与隐蔽优势、进攻与防御优势将会超越过去的相对静态，进入不断演化的动态反转。如果说在物理域中防御方拥有优势，那么在信息域中进攻方能够通过网络行动充分支配作战信息，使双方力量达到相对平衡。此外，装备有侦察/打击集成体的作战双方均具备快速识别和摧毁目标的能力，大面积战场将成为”无人之境“，要夺取战场主动权，必须采取突然的、极端的、多维融合的行动，在进攻与防御之间实现敏捷、弹性的姿态转换，因此未来战争的艺术就是检验作战双方在持续不断的突发状态中是否具备耐力和有序性。

行动优势来源于及时的信息获取和决策速度，考验的是作战双方的通信、决策和指挥控制能力。

多维战争的作战方都会视对方的网络系统为关键突破点，在寻找机会削弱对手通信线路的同时保护己方的通信设施。此类攻击通常采用超远程武器和贯穿战场纵深的网络武器，现有电磁系统的自身矛盾性在于依赖意味着暴露，因此防御方一旦切段通信采取静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战单元及通信系统免于敌方干扰。对于攻击方，破解这一困境的可能方案包括通信节点的自定义分层和不同层次间的弹性结合。前者的优势在于定义不同节点发挥特定作用，从而不受部分通信中断的影响，但劣势是自定义连接太过脆弱，很容易出现靶向断裂、缺乏灵活性等问题，在通信集群中难以管理和控制。 ^[4] 后者采用标准化接口在同一通信层内或在相邻通信层间传递数据和信息，是“去中介化”的具体实现形式，更能适应未来作战速度要求。

通信优势带来的是更高的决策效率，侦察/打击效能是通过传感器、射手及其之间的通信连接和目标过程驱动决策共同实现的，因此，在同等条件下，集成能力更强、决策准确度越高的一方占据战场主动权。以联合作战与协同为主要特征的未来战争带来的最大挑战是跨域行动，进攻方综合一切可用的作战能力，从而尽量制造悬殊的实力优势，在为对手造成多域困境的同时提升己方的行动自由度。新型作战系统，特别是激光系统、特超声速武器系统、网络攻击系统等关键作战过程都具备人机交互特性，将在更大程度上增加战场判断和决策的复杂性，传统的“观察-定位-决策-行动”(OODA)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和同步性。一些研究者提出假设，认为在未来“无限发散的指挥和控制环境”中，人工智能将在速度、注意力和工作效率方面弥补人脑的局限，使战场决策最终转变为更高级的算法战争;而另一些研究者坚持认为只有人类的判断与决策可以称之为军事艺术，尽管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可以通过增强认知能力和运用机器学习工具提高决策能力，但其本质仍是人本身。

战场的动态性、非连续性改变了传统以任务为导向的指挥控制模式，指挥官的最初意图很少能够具有持续性，通信联络的故意切段、非对称的多域进攻等都会迫使指挥官不断调整和更改作战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条件指挥模式能够更好地实时反映战场态势。一般认为，战场上的任意一方都无法做到比另一方更加了解局势变化，特别是战场威胁，因此需要借助出色的不确定性管理，将决策功能分散至可能的最低管理层，在对限定条件的可靠认知基础上用行动部署代替完整计划。未来战争中，条件指挥最终会取代任务指挥，但是其中的核心在于继续发展地面力量，训练并执行有效的连续控制与行动，这也是增强多域、多层次联合作战协同能力的关键。

三、未来战场的战役特征——多维领域的全球战场

随着战场在物理域和虚拟域的进一步拓展，具备同等能力的双方作战力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送，而更多的网络和空间装备又将扩展远程攻击能力，增强全球互联性。

战场全球化与域优势的衰亡

先进作战模式的更迭使作战双方的相互影响达到了空前程度，而大规模精确弹药、智能地雷、机器人群、生化攻击以及大面积的电磁封锁等先进作战装备的发展又将扩大战争的致命范围，各军兵种正在探索更广泛的战场框架来涵盖从海外空间到各自领土的方方面面。

信息/认知行动常常受到有限渠道的局限，而道德(信仰和价值观)维度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则一直是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活动的范畴，但是未来战争将很快改变这些传统，随着连通性和人机交互能力的增强，战场事务将会重塑，同时战场也将被全球信息环境重塑。作战双方将会在全球范围内为信息而战，在那些足以改变社会和政治系统的网络/电子战、信息行动以及心理战中取得主动权，作战的意图不再只是争夺领土，更在于扰乱对方指挥官、麻痹决策、否定目标能力以及在战场外影响民众的观念和认知。由于信息传播速度快、体量大且无处不在，借助网络技术或社交媒体技术，信息能够被武器化 ^[5] ，并作为道德维度推动作战行动的公认标准。因此，认知维度的行动不仅可能，而且通常具有首要且决定性的作用，行动指挥官也将会把认知管理作为认知维度军事行动的核心。建立在跨地域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文化强国会主动在信息和道德领域投放力量，由于强国之间在规模、投送能力、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固有的国防优势等方面差距不大，这使得在争夺各国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快速的、决定性的冲突消解方式可行性较小。全球化战场的出现，从逻辑上势必导致现有的联合指挥与控制手段不断改进，相对于战区司令首先将注意力放在可用力量的部署上，联合参谋部将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军事力量及其相关能力的全球同步与集成。

战场全球化的一大重要特征是削弱了某一特定领域的长期优势，先进作战技术带来的速度和作用范围足以发挥跨域效能，制海权、制空权等传统概念将难以在未来战场上实现，因此，指挥官必须实时掌握和利用动态局部优势。随着攻击和防御能力在多域的同时拓展，单一域优势可能限制作战平台和战术行动的选择，要使部队能够根据战场变化重新夺取主动权，就需要实时衡量相对优势，缓解固有弱势，协同部队在作战环境中形成临时优势效能。目前，针对在非线性战场中如何生成作战协同能力，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将能力嵌入更低的行动层次，无论其组织模式是有机设计还是特混编组，都必须确保在物理域或虚拟域的独立战场上易于形成协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更高一级指挥部的存在意义，它们将继续发挥组织和分配联合行动资源的作用，特别是面对具备同等作战能力的对手，联合作战指挥部将会在未来的行动中越发机动，协调的范围越发广泛。

先进的投送与支援能力

目前的主要投送和支援能力依然是在制海权、制空权和制航天权的框架下发挥作用的，并形成了鼓励相应技术效能和经济效能最大化的自由环境，基于此，作战单元被分割。但是，随着先进作战模式重构了战场，单一线性的保障方式需要得到改进。

首当其冲的是多路径的力量投送模式。多重模态分配要求主要的力量投送中心充当更为强健的角色，提供分散化和机动化的后勤配置中枢，靠近战场的转运站更为机动和分散，从而在各节点之间通过多种运输方式和供应包的快速转换实现多次、少量、定制的供给投送。这样，基于物资总存量，根据供应存储的多维化、机动化和分散化，供应配置能够随时保证部队的供给需求，高度机动化的部队能够就近从供给系统中获取供应和支援，而不必前往预先指定的供应节点，这种“任何顾客，最佳支持”的理念很接近于“任意传感器，最佳射手”的概念，同样很好地实现了供应系统的“去中介化”。

非连续性的战场结构对力量支援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未来作战环境中，支援不再只是一种进行长距离供给与补充的后方职能，未来战争要求支援成为一种联合作战力量，在非连续的战场之间发挥机动的协同功能。一次成功的支援活动能够重置作战单元的有效时间，因此支援部队的机动性和存活能力必须与所要保障的作战单元相匹配，同时支援力量也需增强自身的杀伤力和保护能力，避免被发现或被作为敌方的攻击目标。

图1 旅战斗队进行跨域机动

四、未来战场的战略特征——理论与能力的竞赛

没有有效的理论，即使是最强大的先进作战能力也可能失效。伴随着跨域协同联合作战的普遍化，关于未来战争的作战理论将面对更多域(特别是空间域和网络域)和更多维度，对象将是更复杂的战场，机动作战的价值将进一步提升，条件指挥与任务指挥的配合将更为灵活，联合将成为计划和作战模式，并延伸至更低层次的行动中，但作战目标始终是夺取、维护和拓展主动权。

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平台能力的重新审视：机动能力、生存能力和致命性。特别是，未来战场对生存能力的挑战极大，移动、分散和减少雷达散射截面都不能完全弥补保护措施的缺乏，而要构建无处不在的完全保护又不可能，一些传统的防御平台就此解体，面对侦察/打击集成体中的传感器和攻击武器，有人-无人平台编队的组合有希望在高致命性战场中获得较高的生存率。

失去的稳定性和对称性错觉

获取先进作战能力的门槛很低，因此技术和装备一经扩散，常规或非常规的作战主体就能够通过交替使用各类作战手段改变传统战争形态，冲突范围就可能包含从常规战争到暴力的大规模动荡、从内战到国与国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对于大国来说，长期的战略稳定将难以维持。从目前已知手段来看，各地非常规代理势力通过全球媒体、信息战、法律战和网络攻击等方式势必造成对利益相关各方的连续性颠覆和破坏，而作为传统战略威慑关键力量的移动导弹在强大的感应能力面前，效能也将削弱。相反的，一旦对手意识到了防御性进攻的优势，不顾一切地首先使用战略手段，无论是起效还是失败，都将带来战略性动荡。

但是，如果因为作战双方都可能拥有同等作战能力与手段，就进一步推断对称性将成为未来冲突的主要特征，那么这种假设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就多域和多维战争的理论模型而言，冲突双方有足够的自由去选择域或维度的组合方式，甚至是在同一域中都充满了多元组合，因此不太可能存在完全对称的状态。例如在物理域中，出于政策、原则及应用能力的不同，战术核武器的能力运用存在差异，而很多具备近似核武器效能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进攻性网络武器、空间对抗体系以及远距离精确打击体系等能够用以应付诸多不同的作战需要。这些能力组合弥合了同等与非同等作战能力之间的沟壑，使得即便是相对弱小的国家也有可能限制对手的作战行动自由。

先进的学习能力与融合能力

从战略角度来看，先进作战模式不只是在于确保作战速度更快、作战范围更广、作战效能更具致命性，更重要的挑战是实现“行动的差异”。未来战场需要先进的学习能力，作战双方将会以各种方式去试图克服自身在跨多域联合协同方面的经验缺乏，例如作为传统强国的美国，必须克服认知惯性，重新更好地理解全球战略趋向，了解自身的脆弱性与未来可具备的优势，设计可行的替代方案。进一步来说，未来战场也需要先进的融合能力，不仅是为了适应航天和网络等新型作战域的优势需求，而且也是为了能够在信息、认知和道德维度占据主动权。特种作战部队、传统军事力量、跨部门甚至跨国的合作伙伴将会在未知环境中共同展开行动，因此需要更强的互操作能力、融合能力和相互信任。同步行动的难点是必须在充分考虑速度和范围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多域的联合协同，然而，一旦同步得以实现，效能也将是巨大的，对于任何国家的作战力量而言，这一更加强大的联合协同能力都将使其在未来战场上具备充分优势。

五、结语

TRADOC的“疯狂科学家计划”是美军站在谋求打赢未来战争的角度，综合先进武器装备的发展速度和联合作战协同指挥的艺术，对未来战术、战役和战略行动的多层次构想，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关于战场预测、战场设计以及能力构建的未来模式。随着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散，特别是技术门槛的相对降低，各国都有机会和可能成为未来战场的主体，充分理解和认识全球化的多域未来战场，比较未来战争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并结合自身作战特点及优势制定各层次的行动指南，以此提高战术反应速度、适应跨域力量投送、增强军事理论与行动能力，将是当前及未来各国军事研究的前沿领域。

参考文献：

[1] Jim Creer, “Multi-Domain Battle Concept Paper: Breaking out of Paralysis: Hutier Tactics in 2050”, Unpublished Paper,2016.

[2] http://www.tradoc.army.mil/tpubs/pams/tp525-3-6.pdf.

[3] GEN John R Allen and Amir Husain, “On Hyperwar”, Proceedings Magazine, U.S. NavalInstitute, July, 2017.

[4] M.S. Marwick,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Army’s Air-Land MobileTactic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 May 2017.

[5] Army TRADOC G2, Mad Scientist 2016: The 2050 Cyber Army, 7 November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