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了12任国防部长和8任总统的安德鲁·马歇尔，就像我国古代历仕五朝、服侍11位皇帝的冯道一样，是“政坛”的长青树、不老松。但是，马歇尔却和冯道“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不同，有着“从不取悦他人”人生信条，更没什么“官场技巧”，却凭借其深仁厚德，四海宾服，成就传奇人生。放下马歇尔的思想传记――《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总感觉有些话如鲠在喉却无法述说，心潮难平。即使把战略学者们“趋之若鹜”的净评估概念框架放在一边，书中也还散落着这位世界级智者诸多的光辉思想，现结合读书摘记辑录一二并附上个人感悟，以向这位可怕的核弹级对手表示敬意。

一、人才学校

马歇尔自我评价“本人最大的成就在于，训练或影响了曾经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人们。”净评估办公室被誉为“圣安德鲁预备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思维的高端战略学者和智囊，其中就有另一位世界级大师塞缪尔·亨廷顿推荐的三位得意门生——艾略特·科恩，亚伦弗里·德伯格和史蒂夫·罗森，还有后来成为空军部长的詹姆斯·罗奇，他们都在净评估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后，做出了非凡的成就。

由于马歇尔通过净评估办公室这一平台，对年轻有为学者和军官的独特而成功的指导，使美国防部随处可感受到他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影响。他还娴熟地利用自己的熟人圈和影响力，为美军培养推荐高层次人才，并巧妙利用政府机构、企业智库和“旋转门”机制，力图为国家打造战略管理团队。马歇尔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对一个组织来讲，人才永远是第一位的;对一位领导来讲，培养人才永远是第一位的;对于一支军队来讲，训练一支优于对手的人才团队以应对明天的战争永远是第一位的。

中国目前正前所未有的接近世界舞台中央，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形势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把人的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战略性的高度，持续保持智力投入，真正把宝贵的领导职位资源，分配给那些拥有合适才能、创新思维和先进理念的人，使其担负责任，促其快速成长。只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真正建设一支从领导核心向外辐射的坚强团队，不把“大浪淘沙”玩成事实上的“逆淘汰”，才能真正有在世界舞台上“闲庭信步”的底气。

二、界定问题

马歇尔经常讲：我们从事的是诊断，而不是治疗。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病人或许最终因为“治疗”遭受的伤害要更甚于疾病本身。的确，首先把问题找准，才有可能提出正确的对策。只有弄清“要干什么”，才能确定“用什么干”“怎么干”“需要多少资源”“怎样用好资源”。从这个角度说，马歇尔的净评估框架，就是个认知趋势、界定问题的框架。在冷战中，净评估办公室对苏联作出的正确“诊断”，协助总统和国防部长调整了对苏联军事实力的认知，就是促使美坚定执行“成本强加战略”，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

联系到我们的工作，不少人常犯的一个低级错误是，不全面分析判断情况，不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仅凭过往甚至几十年前的经验，一拍脑门就提出所谓的对策措施。比如说，有个大型组织，员工士气低迷、离职率高企，人力资源部门没有找到员工真正关心的“成长空间、绩效评价和归属感”等问题，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是员工忠诚度和工资待遇出了问题。遇到这样缺乏正确思维方式、不想直面真正问题的管理层，大家就可以想象他们开出的“药方”，将会怎样加速员工的离职了。

马歇尔同时警示战略规划者，如果无法面向未来界定问题、找出关键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战略预断和艰难抉择，制定的战略就根本不能称其为战略。因为资源相对需求总是有限的，任何战略规划，想囊括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优先”选项是不现实的。就像普哈拉和哈默尔曾经指出的:“几乎没有哪个公司有可能在超过5到6个基本竞争力之上建立世界领导力。”

三、军事革命

马歇尔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将苏联人提出的“军事技术革命”提升拓展为“军事革命”，认为军事革命至少包括技术变革、军事体系变革、作战行动创新和组织机构变革;军事变革最困难和重要的部分并非技术领域，而是如何为新的军事系统开发合适的作战概念，塑造相应的思想观念，以及配置新生的组织力量，以更好地应用革命成果。这与《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讲“人类靠的是虚构和想象的能力征服世界”的观点，有着相同的思维模式。

马歇尔还指出，只有愿意承担风险，让那些“抗体”(即从现状中受益并阻止改变现状的人和组织)“死去”或“破产崩溃”，并设法为实践新型战争方式的下级军官创造一条新的上升通道，和平时期的创新才有可能发生。并进一步解释，“与其说资金，不如说有才华的军人、时间和信息才是变革的关键来源。”这提醒我们，中国军队军官团素养的整体提升，才应该是改革最根本的抓手和目标。在马歇尔或多或少的影响下，美西方一般把“军事变革”的要素分为政治、军事、社会和技术四大互相影响的领域;认为“技术”与“战术”就像双绞线，互相驱动。就军队内部而言，则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概念、条令、体制和技术”四方面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缺一不可。

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先进的作战概念，没有面向未来思考的创新人才群体，没有清晰的领导管理框架，不少国家的军队总是在努力地准备着昨天的战争，浪费着宝贵的国家资源。有位将军说，变革需要培养共同的价值观，用文化(思想观念)来驱动新的行为模式。对于当今正在重构重塑的中国军队来说，他们是否对未来的战争做好了观念、组织、技术和条令上的准备，是否愿意在思维模式、领导框架和管理模式上作出重大改变，以便尽快走出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必须经历的“死亡谷”?

四、非理性行为体

在善于运用数理分析和博弈论的美国，马歇尔特立独行地提出，人类行为天生具有不理性成分，战略推演中认为对手会“理性地”行事(Best Response)――与事实严重不符。因为，大型组织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单一的中央领导层都不可能拥有充足的时间或者完整的情报，来使所有的重要决策最佳化。所以，在大型组织中，领导层应该对目标能够实现的期望保持一个谦虚的心态。马歇尔那句最有名的话：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愚蠢之举是有限的――道出了大型组织运行的真谛。从这个方面看，马歇尔的战略思想内核与中国的中庸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知道即使有了定量分析的模型与框架，也要从人性的角度进行纠偏。

如果不考虑系统分析和博弈论的局限性，不考虑决策在层层执行过程中的正向加强和负向衰减，往往就会出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现象，结果事与愿违。更何况很多组织的决策者和操刀手，只是运用线性思维改了几遍文稿、预想了人人可以想见的几种可能性，名义上征求了少数人的意见，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体系架构设计和博弈推演，也没有充分沟通、授权，就把一些重大决策付诸实施了!

目前，美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的大多数贡献和“作品”仍密不示人。如果想要了解安德鲁·马歇尔这位97岁高龄的美国国防部幕后超级战略家，及其哲学思维和智识生活，这本译写流畅的《最后的武士》，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必选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