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军认识到战略选择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逐步推进，不断更新的。冷战后，美国海军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阶段性战略调整，通过这种阶段性的战略调整来逐步完善和优化整体的战略选择，为21世纪美国海军到底应奉行什么样的新战略、建设什么样的新型海军进行了步步深入的探索，为战略选择的最终定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第一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1992年9月，由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共同签署和发表了“……从海上——为21世纪筹建海军”的白皮书文件，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海军的作战目标、任务、方式和区域作了原则性的调整，也为未来15-20年美国海军力量建设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战略框架。第一次阶段性战略调整主要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初步明确了战略选择的大方向。

（一）“……从海上”的主要战略选择内容

1.宣布了战略重点的转移

“……从海上”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了战略定位。“……从海上”指出：“过去两年中，世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也随之改变，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略重点也相应地改变了。……国家安全战略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战略已经从注重全球威胁转移到注重地区性挑战和机遇上来。……我们海军部队将是这一战略主要部分——战略威慑与防御、前沿存在、危机反应和部队重建——的完全参与者”。[1]

“……从海上”主动地适应国家安全战略，“注重地区性挑战和机遇”的要求。已经掌握世界大洋制海权的美国海军要重新规划海军部队，战略重点从控制大洋转到控制“沿海”和全球海岸线地区上来。具体来说，美国海军在战争准备、作战地域和作战样式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战略重点的全面转移。

在战争准备方面，从重点对付苏联的全球性威胁，转变为重点对付地区性挑战。这体现了冷战后第一个军事战略——“地区防务”战略对海军战略的指导。

在作战地域方面，从以远洋外海作战为主转变为以对沿海远征作战为主。“……从海上”白皮书把“沿海”定义为“由两部分战场空间组成，朝海方向：为支持岸上作战而必须控制的从海岸至公海的海域；朝陆方向：能获取海上支援和防护的从海岸向陆地延伸的地域”。[2]

在作战样式方面，从以海军对海军作战为主转变为以从海上向陆地展开联合作战为主。海军最基本的作战样式可分为两种，即海军对海军作战、海军对陆地作战。冷战时期，与苏联海军争夺制海权是美国海军主要作战任务，所以海军对海军的作战占据最重要地位。冷战后，美国海军成为海上“霸主”，拥有了大洋制海权；而且冷战后美国海军的主要对手又是第三世界国家相对弱小的沿海防御型海军，所以美国海军的基本作战样式从海军对海军作战为主，转变为海军对陆地作战为主。

2.提出了海军的新方针

依据国家安全战略的需求，美国海军战略“由公海上的远洋作战转变为从海上的联合作战”。为适应这一根本转变，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为国家提供“海军远征部队”、“为联合作战而编成”、“从海上进行前沿作战”、“根据国家需要进行组织变动”。“海军将适时对危机作出反应，冲突过程中为联合行动提供最初的、‘行之有效’的能力，持续参与持久的行动。我们海军将成为训练有素的‘海—空—陆’团队的一员，以随时响应联合指挥官执行国家政策。”[3]

3.明确了需要提高的四种作战能力

“……从海上”指出，“为适应战略需求，我们必须建构一支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海军部队，这支部队必须高度灵活和强大以满足国家安全战略的要求。”[4]苏联的消亡，使美国海军掌握了世界海洋的制海权，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海军世界大洋的控制权难以遇到挑战，这就要求美国海军重新规划海军部队，调整海军的力量结构，建设适应新环境的海军力量，发展海军新的作战能力。

根据海军的新方针，海军除了要拥有前沿部署、危机反应、战略威慑和海上运输等传统作战能力之外，还必须大力加强和发展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即指挥控制和监视能力、战场空间的控制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和力量持续能力。

（二）“……从海上”的重要意义

“……从海上”对海军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为海军战略筹划提供了依据，为海军在国会活动提供了战略支撑，也为民间的防务分析家所赏识。“……从海上”的发表，为海军影响国家军事战略建构了基础。通过重新强调海军的远征作用，它取代了海上战略的理念，确立了冷战后海军的发展方向。它阐述了冷战后实现联合战略的需要，勾画了海军在联合行动中为完成任务所需的能力类型，提出要发展适当的海军战略和战术，与当时海军的战略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可见，“……从海上”完成了美国海军由冷战向冷战后战略重点的转变，初步明确了战略选择的大方向，对美国海军起到了指南和导向作用。对此，海军作战部长凯尔索上将指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由此我们可以勾画出21世纪格局需求的海军力量。”[5]

二、第二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鉴于克林顿政府对和平时期的关注，以及“……从海上”对此问题的忽视，美国海军积极更新战略概念。1994年，美国海军颁布了“前沿存在……从海上”的战略文本，突出强调了前沿存在的重要性，对“……从海上”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完善和扩展，为奉行新战略的新型海军的战略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实现了第二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一）第二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的必要性

1.国家战略对海军的新需求

冷战后，美国在第一部国家军事战略——“地区防务战略”中，就明确强调“前沿存在”概念。“前沿存在”这一战略概念，虽然在美国海军的“……从海上”战略白皮书中也有所涉及，但是由于当时的侧重点是实现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时期战略重点的转移，对“前沿存在”的作用与地位尚未充分领会，未能将其重要性充分体现出来。

1993年1月克林顿上台后，修改了布什政府的“地区防务战略”，于1994年7月正式发表了冷战后第一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强调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积极参与世界各地区的安全事务，有效应对地区危机和武装冲突等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的事件。“国防部在对我们的战略和力量需求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国防部的重点转向以对付地区强国侵略为代表的新生威胁，我们的军队必须能迅速投送决定性的力量以确保美国的重大利益，并保护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在制定对付这些新生威胁的战略过程中，评估将重点放在保持海军部队的前沿部署上，认识到和平时期作战速度对海军部队结构的影响。”。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前沿存在的部队在维护和推行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民主全球化等三大原则方面将发挥关键性作用。

美国海军要有效实现“参与和扩展”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必须重视在和平时期通过前沿存在行动来保持建设性参与。为了突出“前沿存在”的极端重要性，美国海军实施了第二次战略调整，把“前沿存在”提高到了“战略原则”的高度，并在战略文件的标题上加了“前沿存在”这个词。

2.“……从海上”自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从海上”虽然实现了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提出了新形势下海军的战略概念。这一战略主要是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和阐明了海军战略的新方针，对上面提及的“前沿存在”这一战略思想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论述还不充分。也就是说，这一战略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反潜战能力、海上控制能力和战略威慑能力等的忽视。对此，海军作战部长凯尔索上将就指出，这一战略仅仅是个开端，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美国海军在1994年上半年也宣称：“……从海上”只是基于“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过渡性战略概念，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一个更新的战略概念正在研究之中。

(二)“前沿存在……从海上”的主要战略选择内容

1.从战略原则高度强调前沿存在的重要性

“前沿存在……从海上”在继承“……从海上”战略概念的同时，更新和拓展了 “……从海上”的战略概念，“扩大了战略概念的范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从战略原则高度强调了前沿存在战略概念的重要性。首先，前沿存在是美国安全战略的基础。鉴于美国的“重大利益存在于‘海上高速公路’或海上战略航线的末端”，美国必须奉行 “越洋”的国家安全战略。其次，前沿存在是美国军事战略之必须。克林顿政府的“灵活地有选择参与”军事战略，把“海外驻军”与“力量投送”说成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思想，要求美国海军发挥“海外驻军”的主要作用。最后，前沿存在是维护和平与对付危机的关键。“前沿部署的海军在和平行动与为对付不断升级的危机、地区冲突作出快速反应之间发挥关键的纽带作用。”[6]前沿存在既能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又能在维护和平无效时转而对付危机。

2.重申了海军新的战略方针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重申了“……从海上”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海军的使命仍然是通过海洋向外国的水域和海岸投送力量和国家的影响。”[7]“前沿存在……从海上”秉承和坚持了“……从海上”的战略方向，提出了海军将以前沿存在为重点，进一步建构为联合作战而编成的海军远征部队，更好地适应国家的需要。

3.确定了“前沿存在……从海上”的实施步骤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提出，美国海军要在和平时期、危机反应时期和地区冲突时期全程参与、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平时期要坚持前沿存在，实施积极威慑，保持和平稳定。美国海军的重点是提高同盟国和友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参与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对敌实施常规威慑和核威慑。危机反应时期要通过快速反应，控制危机、防止冲突。海军为战区指挥官提供快速而有效的支援，投送海军远征部队，从“海上基地”发起对敌攻击。地区冲突时期，通过参加作战、提供保障，赢得战争。地区冲突中，海军支援陆基部队，控制近海区域，确保战略航线和海运的畅通无阻，从而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4.强调海军远征部队在联合作战中的突出作用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提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要求各军种进行联合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在所有战区中有效作战，也确保了在各种形势下——和平时期、危机时期、地区冲突时期和平恢复时期——，我们能应用军事力量。”[8]“将所有的支援部队整合起来以提高战斗力，这是联合作战追求的目标，而海军远征部队恰恰具备这种能力。”[9]海军要在联合作战中发挥自身的特长，海军远征部队由于本身具备制陆、制海、制空和制天的能力，从而一直是诸军兵种合同作战及与盟国联合作战的主要力量，发挥骨干作用。

（三）“前沿存在…从海上”的重要意义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继承和发展了“……从海上”，对冷战后美国海军的战略概念进行了及时的补充和拓展。首先，它进一步强调了对付地区危机的重点应放在保持前沿存在上。这次战略调整特别强调了“前沿存在”的重要性，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加强“前沿存在”，更有效地防止危机、化解危机、控制危机，最终还是为了防止战争、力求不战而胜。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新海上战略提出“防止战争与赢得战争同等重要”观点的发端。这是冷战时代的海上战略向新海上战略转型过程中迈出的又一关键性一步，为未来的新型海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它完善了美国海军在各种情况下的任务和作战运用，重申了通过实施长期的战略威慑、海洋控制、海上优势和战略海运来支持国家的战略目标。最后，“前沿存在……从海上”产生了广泛的战略影响。这一文件提高了海军的话语权和海军军种的地位，也是向国会提出要求的战略依据。

三、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对战略环境进行重新认识，急剧加快了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与变更。为应对新的威胁和满足国家战略的需求，美国海军依据国家战略和军事转型的要求，先后出台了“21世纪海军陆战队战略”、“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和“21世纪海军力量”文件。在这些战略文件中，“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居于核心地位，是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的突出代表。以“21世纪海上力量”为主的战略文件，系统、全面地拓展了“…从海上”、“前沿存在…从海上”等战略概念的内涵，特别突出了未来新型海军战略能力的发展，顺利实现了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一）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和战略基础

1.“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对安全环境的重新判定

“9·11”恐怖袭击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国本土安全防护存在的严重问题，它使美国深切地感受到：21世纪美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和危险”，恐怖主义、“邪恶轴心国家”、“失败国家”、跨国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技术的扩散等严重地威胁着美国的安全。而且这些威胁普遍更具有不确定性、跨国性、多样性、隐蔽性和突发性等特征，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日益复杂和严峻的挑战。这些威胁消除了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两洋屏障地理优越，迫切要求美国进行新的战略筹划。

2.美国国家战略的新需求

基于上述安全环境的判断，美国积极进行国家战略的调整。2001年9月30日出台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了美国国防改革的主要目标和主要内容：在战略重点上，强调了“欲在海外有效推行防务战略，美国必须确保本土安全，”[10]扭转了长期以来美国将战略重点放在海外，忽视本土安全的态势，将确保本土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放到了首位；基于威胁的不确定性，新国防战略建设的模式应从面向当前的“基于威胁”模式转到面向未来的“基于能力”模式；明确美军四项战略任务：让盟国和友邦放心、阻止未来的军事竞赛、慑止针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和恫吓、如果威慑失效，坚决打败任何敌手。通过改革、实验、创新和加强联合作战能力创建21世纪美军；在建军指标上，提出了1/4/2/1力量指标：一要保卫本土安全，同时要在四个关键地区威慑对手，在这四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击败对手，在两场冲突中决定性地打赢一场。

2002年1月，小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美国必须坚定不移追求的两大战略目标：“我们将使恐怖主义营地停止活动，粉碎恐怖主义活动计划，并将恐怖主义分子绳之以法。”“我们必须防止寻求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的恐怖分子和政权威胁美国和全世界。”两大目标聚焦的核心是反恐战争，进一步明确了反恐的战略重点。

2002年6月，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反恐战略方针。小布什指出：“反恐战争不能仅通过防御取胜。我们必须向敌人开战，打乱他们的计划，在最坏的威胁形成前就面对它。当今世界，实现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行动，这个国家将采取行动。”“我们的安全需要改革军队，要建立一支能很快对躲藏在世界任何黑暗角落的敌人进行打击的军队。我们的安全需要所有美国人能够目光长远、行动坚决，时刻准备好在必要时为保卫我们的自由和生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11]小布什还提出：“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控制威胁、遏制怨恨。我们将超越反恐战争而努力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小布什的演说，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变化：美国不但要继续“外争霸权”，而且要确保“本土安全”；不但要维护现在的安全，而且要维护未来乃至长久的安全；对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国家”将采取更强硬政策，甚至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对潜在大国或未来竞争对手的威胁，也要严加防范；为保卫美国家安全和世界利益，可动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核武器。

同时，美国还出台了《核态势评估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等国家战略报告，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一系列国家战略文本的出台，实现了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变，对军事力量发展和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战略需求。

3.美国军队建设转型和联合作战进程的加快

在新军事革命潮流的推动下，美军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进军事转型。小布什总统公开发表了“加速军事转型是美国第一要务”的讲话，号召进行军事转型。[12]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军事转型视为美军建设的首要任务，迫不及待地要求美军应尽快地向“小型、多能、快速、机动”的方向转变，还主导了《美国国防部转型路线图》的制定工作。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提出了“基于能力”的转型模式，建设全能型的军事力量。2002年5月，美国《国防计划指南》便正式提出了美国军事转型的具体计划和设想，并要求美各军种分别提出自己的《转型蓝图》。“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对美国海军转型进行探讨。

1996年参联会颁布了《联合构想2010》（Joint Vison 2010），着重阐述了如何通过运用新的作战原则在各种军事行动中达成优势，为各军种指明了共同的方向，使各军种在准备迎接不确定而充满挑战的未来时，能按照联合作战理论和计划的框架来发展各自独特的能力。这一构想体现了信息时代先进的情报、指挥与控制，进而制定了4项作战原则：即“制敌机动”、“精确打击”、“全维防护”、“聚焦后勤”。2000年颁布的《联合构想2020》（Joint Vison 2020）在继承《联合构想2010》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了“全谱优势”，所谓“全谱优势”，是指在所有军事行动中美军都能单独地，或与多国及跨机构伙伴协同击败对手并控制局势。[13]要拥有“全谱优势”，必须通过“信息优势”和“创新”来实现。

4.战争实践的总结

美国海军自提出“…从海上”、“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之后，接连进行了“沙漠之狐”行动、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其中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海军第一次在对一个纯内陆国家发动的战争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其航母既实施空中打击、又提供战场保护和活动基地。“小鹰”号航母还第一次作为特种作战部队的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军担负了75％的空中打击任务；对陆作战距离第一次超过2000千米以上；海军陆战队不但是岸上作战的先锋，而且也是岸上作战的主力；特别是第一次运用地面提供的信息，实施了近实时的空对地攻击。这些都为海军作用的扩大提供了极宝贵的实践经验。

5.美国海军战略概念体系的不足

冷战后，美国海军根据战略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战略需求的调整，不断更新自己的战略概念。“……从海上”及时适应了冷战后的新环境，完成了海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提出了新的海军战略方针。“前沿存在……从海上”强调了和平时期“前沿存在”的重要性，弥补了“……从海上”战略概念的不足。上述两份文件对战略理论和战略能力建设概念方面的论述非常欠缺，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战略概念体系还不完备，存在很大的战略漏洞，急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1996年和199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分别提出了“作战机动……从海上”、“前沿……从海上”（即“海军作战概念”）文件，但主要是贯彻1994年提出的“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概念，体现《联合构想2010》需求的作战层次的文件。后来美国海军又曾提出过“力量和影响……从海上”、“未来……从海上”文件，主要是贯彻《联合构想2020》精神的。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海军急需要发展新的战略概念，完善战略概念体系。

（二）“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的主要战略选择内容

2002年6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维恩·克拉克上将在海军战争学院“当今战略论坛”上，发表了“21世纪海上力量：新世纪的作战概念”报告，阐述了美国海军即将出台的“21世纪海上力量” （Sea Power21）构想。7月8日，美《海军内情》公布了《美国海军转型蓝图》草案摘要，对“21世纪海上力量”进行了详细解释。随后，克拉克在《美国海军学会会报》10月号上全文刊发了“21世纪海上力量：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的文章，全面阐述了美国海军（主要指海上部队）未来的使命任务、作战理论和力量建设等重大战略问题，标志着美国海军扩展战略概念的开始。随后该刊接连发表了由副部长及各大舰队司令撰写的分报告式的系列文章，对克拉克的文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实现了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概念的第三次调整。这次阶段性调整所作出的战略选择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战略重点的拓展

克拉克指出：“我们将继续推进海军力量的转变，从注重蓝水海上作战的‘海上战略’（1986年），转变到聚焦濒海的‘……从海上’（1992年）和‘前沿存在……从海上’（1994年），再转变为一个拓展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海军部队将更充分地融入全球联合作战中去，以应对地区性和跨国性威胁。”[14]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海上力量”在继续注重地区性威胁的同时，也将跨国性威胁拓展在内。

美国海军战略重点拓展的依据，是对新世纪威胁判断的认识。美国海军认为：“新世纪和平与安全的前景充满深刻的危险因素：准备在关键地区挑起冲突的国家，分布广泛且资金充裕的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以及那些陷人民于绝望境地的失败国家”。[15]而且“传统危险和新兴危险结合起来，对我们国家构成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敌人将试图阻止我们进入世界关键地区，威胁我们在海外的关键性盟友和利益，甚至试图对美国本土发动进一步的袭击”。[16]针对这样的安全环境，美国海军认为必须拓展战略视野，既要关注地区性挑战，也要关注跨国性威胁。

“21世纪海上力量”根据对威胁判断的认定和国家战略的调整，在继承濒海战略重点的同时，突出强调了“要充分利用地球表面最大的机动空间——海洋”。美国海军认为，在威胁呈现出不确定性、多样性、隐蔽性和突发性的时代，在作战空间呈现出陆海空天电日趋一体的趋势下，海洋能提供一个广阔的机动空间，从海上可以向全球投送直接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海上机动不仅能减少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还能在多点对对手构成多元威胁。可见，“21世纪海上力量”大大拓展了美国海军的战略视野，实现了战略重点的平衡，适应了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

2.战略使命任务的拓展

根据冷战后初期的战略形势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从海上”和“前沿存在……从海上”确定了海军的战略任务与使命：前沿存在、危机反应、从海上投送兵力、战略威慑、海洋控制和海上运输等，其中前三项是加强的重点，而海洋控制和海上运输则退居其后。

美国海军历来都是以“外争霸权”为主的，本土防卫原属海岸警卫队的使命任务。但“9·11”事件后，本土安全成为美国军事力量的首要使命，美国海军也把保卫本土安全放在首要地位，既要以“内保安全”为主，同时也要加强“外争霸权”。战略使命的变化迫切要求美国海军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任务。“21世纪海上力量”提出了海军必须承担起“海上控制、力量投送、战略威慑、战略海运、前沿存在”等任务，可以看出“21世纪海上力量”突出强调了“海上控制”和“力量投送”的任务，以应对各种新兴威胁。

3.战略方针的拓展

在“……从海上” 战略文件中，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为国家提供“海军远征部队”、“为联合作战而编成”、“从海上进行前沿作战”、“根据国家需要进行组织变动”。 这一方针强调投送的是“海军远征部队”， “海军远征部队”要与其他军种部队联合作战。

在“21世纪海上力量”文件的副标题中，提出了“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这一带方针性的说法。行文中明确提出，“未来的海军作战将利用革命性的信息优势和分散的网络化部队能力，为联合部队司令提供空前的进攻力量、防御保障和作战独立性。”[17]这一新的战略方针要求投送的是“决定性联合能力”，而不再是单一军种的“海军远征部队”。这就将海军战略方针提高到了军事战略方针的高度，将海军提高到了联合作战的中枢地位，也大大扩展了原海军方针的内涵。

“21世纪海上力量”完全从联合作战的角度出发，要求“把海军部队完全纳入对付地区和跨国威胁的全球联合作战中去”。这还是第一次在一个军种的发展构想中把联合作战放在了核心地位。

4.战略能力的拓展

战略方针的改变必然对战略能力提出新的要求。美国海军依据新的战略方针，拓展了海军战略能力。“……从海上”战略文件中提出的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是：“指挥控制和监视能力、战场空间的控制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和力量持续能力”，这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是适应海军从“远海”向“濒海”战略重点的转移而提出的，以濒海对陆作战为主。

为满足联合作战的深层需要，美国海军提出了三个发展战略能力的概念：“海上打击、海上盾牌、海上基地”。这三个相互交织的全新概念，用以高度概括美国海军在21世纪应具备的作战能力。这比“……从海上”战略文件中的“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层次性，也是“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章的核心。

“海上打击——从海上投送精确的、持续的进攻力量。”与以往的海军力量投送相比，海上打击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是一种决定性的多维打击。打击方式包括，“动态地利用持续的情报、侦查和监视、时间敏感目标打击、由舰到目标机动、信息作战、在未来战役中提供隐蔽打击以输送毁灭性力量和精确打击”。拓展的力量投送能力实现途径，是通过对传感器、战斗系统和作战人员进行联网来增强海基部队的进攻威力。

“海上盾牌——将防御保障拓展至全世界。”以往的海军防御主要是为作战单元（unit）、舰队和海上交通线提供安全保障，而海上盾牌的防护范围则超越了作战单元与特混部队防御，为美国提供海基的战区防御和战略防御，将防御拓展到全球。作战样式包括拓展的本土防御、支持进入濒海地区及向内陆纵深投送防御力量。与海上打击一样，这些一体化作战行动的基础，是信息优势、所有部队的网络化和一支快速灵活的海基部队。

“海上基地——提高联合作战的自主性。”鉴于未来网络化武器和传感器的广泛应用，将大大增强海军部队在联合作战中的效力，为实现这一目的，美国海军提出要大力利用海洋这一机动空间。海上基地是海上打击和海上盾牌得以实施的基础。海上基地能力包括：为联合部队司令提供全球的指挥控制能力、不断拓展对其他军种的一体化后勤支援能力、强化部队防护能力、释放空运海运能力以支援岸上的作战行动。海上基地为完成自己的使命——提高作战自主性和对联合部队的支持，必须大力发展海上活动的平台，这些平台必须具备网络化、机动性、安全性和高效性的特征。

美国海军提出的“海上打击、海上盾牌、海上基地”三个战略概念是相对独立、互为支撑、相互交织的，这三个概念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力量网络化。只有通过高效能的网络化，将所有力量联为一体，才能充分发挥三大战略能力的效能，才能真正实现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于是美国海军提出了“力量网络：为21世纪战争塑造能力”的概念，以整合部队特别是整合海军的战略能力。

 美国海军认为，力量网络是将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黏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它是信息时代海战的作战构思和结构框架，它将作战人员、传感器、指挥控制、平台和武器集成为一个网络化分布式的战斗力量。”[18]力量网络将提供一种通过系统集成、功能互补和使命协调而大幅度提高战斗能力的结构框架。它将转型态势感知、加快决策速度、有助于大范围地分布战斗力量。力量网络将信息用于基于知识的作战行动，提高部队的生存力。它还将为联合部队和盟国部队提供实时更新的协作计划。

“力量网络”是美国海军“网络中心战”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超越了单纯海军军种的范畴，直接纳入为联合作战服务的层次，是“网络中心战”理论的跃升。“力量网络”概念侧重于美国海军软实力的建设，充分利用美国在信息、网络方面的绝对优势，将“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的战略效能连成一体，形成三位一体、攻防一体的整体作战能力。

5.战略能力运用的拓展

战略方针和战略能力的拓展必然要求拓展战略能力的运用。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战略能力运用概念——“全球作战概念”，将战略能力的运用拓展到全球，以贯彻“21世纪海上力量”战略。

“全球作战概念将分散战斗打击力量”，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创立更多的“能在全球同时作出反应的自主作战群”。前沿部署的部队进行不同的编组，就可以顺利地转变成不同的海军能力包（package）。这些部队将进行实时调整以满足联合部队司令的使命需求，辅助其他可用的联合部队，其规模的大小取决于手头任务的大小。全球作战概念将运用以下灵活的力量结构：航母打击群、远征打击群、导弹防御水面战斗群、特别改进的“三叉戟”潜艇和一支现代化的、能力改进的战斗后勤力量。

为遂行“全球作战概念”，在兵力结构上，美国海军要拥有375艘舰艇组成的海军舰队，要组成37个独立打击群，即12个航母打击群、12个远征打击群、9个导弹防御水面行动群以及4艘巡航导弹核潜艇（每艘能发射154枚“战斧”导弹）。在作战指标上，美国海军必须达到军事战略提出的“1/4/2/1”战略指标：保护美国本土，在四个战区（欧洲、东北亚、东亚沿海区和中东/西南亚）提供前沿威慑，在同一时间迅速击败两个侵略者，在这些冲突中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6.战略能力建设途径的创新

为加快推进海上力量的转型，加速舰队作战能力的发展进程，美国海军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新组织程序：“海上试验、海上勇士和海上企业”，明确了海上力量发展建设的方法、步骤和途径。

“海上试验”是为了把新概念和新技术融为一体、不断提高作战效能并不断保持创新的程序。“21世纪海上力量”提出：“海军的一切要从舰队开始，海上试验将由舰队领导”。[19]也就是说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技术要由舰队组织，进行推演、试验和演习，从中遴选出具有最大潜力的技术和概念。舰队部队司令部负责海上试验，第2.第3舰队司令负责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能力的发展。在海上试验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军种内部、军种之间和军民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使舰队具备更强大的作战能力。

“海上勇士”是为了确保海军人员能胜任其职，“最大程度地优化人力资源的评估、训练和使用”，确实称得上是一场人员训练与使用革命。主要包括优化人员配置、减少平台乘员和提高官兵教育训练水平等内容，重点强调人的关键性作用。海上勇士计划由主管人力和人事的部长及海军教育训练司令部司令负责，它将培养出技能高、活力强、胜任职责的海军各种专业人员。

“海上企业”是为更快速、经济地完成海军资源结构的调整，“为明天的舰队提供资源”的程序。海上企业试图借助商业革命的成功经验，以技术替代人力，优化需求，合理规划投资方向，以最佳的费效比增强作战效能。海上企业由作战部副部长来领导实施，涉及海军总部、系统司令部和舰队。通过海上企业的实施，努力改进组织整合，精炼需求，重新投资资金结余以购买为转型所需求的平台与系统。“海上企业”计划的主要经营途径，一是向海军领导人提供学习经营管理、财政和信息技术的机会。传统上海军的领导只是关心如何训练以提高战术技能，而“海上企业”计划则认为像经营好企业一样经营海军和训练工作同等重要，因此海军中高级军官要学习商业经营和管理。二是尽可能地与其他军种共享技术与系统以节约资源。如海军与陆战队战术航空兵一体化计划可为这两个军种节省数十亿美元，与空军共同进行弹药开发，与陆军共同进行高速船试验等。

（三）第三次战略调整的重要意义

首先，这次战略调整重点解决了战略理论和战略能力的发展问题。以“21世纪海上力量”为核心的战略文本，聚焦发展“海上打击、海上盾牌、海上基地”三大核心战略能力，强调三大战略能力互为作用、相互支撑的关系。“力量网络”是将三大战略能力集成为一个系统的纽带与粘合剂，是三大战略能力发挥的赋能器，以实现“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实施“全球作战概念”的目标。“海上试验、海上勇士、海上企业”是开发三大战略能力的组织程序和途径，是三大战略能力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可以说，“21世纪海上力量”为核心的战略文本，继承了“……从海上”和“前沿存在……从海上”的战略概念，以战略能力为重心，勾画出美国海军未来发展的蓝图，进一步拓展了美国海军的战略概念，完善了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概念体系，为新海上战略的诞生作出了最后的铺垫。

其次，“21世纪海上力量”的新战略方针是“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这一新的战略方针强调投送的是“决定性联合能力”，而不再是单一军种的“海军远征部队”，将海军战略方针提高到了军事战略方针的高度，将海军提高到了联合作战的中枢地位，提高了海军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