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第一次战略选择是很不顺利的，其进程漫长而曲折，充斥其间的斗争异常激烈。第二次战略选择比较顺利，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和推动下，美国海军掌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迅速稳健地完成了战略转型。第三次战略选择比较曲折，美国海军又一次陷入了战略被动，在复杂的政治、军种斗争中，长期难以作出适应时代和国家需求的战略选择。第四次战略选择是最为出色的，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及时洞察了战略环境和国家需求的变化，牢牢地把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前瞻性地不断提出和更新战略概念，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调整，及早出台了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稳健、快捷地完成了冷战后的战略选择。纵观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的进程，可以看出，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总体上呈现出波浪式起伏、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
美国海军历次战略选择都是主客观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海军在实施战略选择时，必须处理好自身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观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全程，可以看出，海军在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出现了不少惨痛的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本身又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基本规律的具体体现，富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敏锐把握重大历史关口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紧跟时代的首要关键
相比而言，在第二次和第四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脉络，牢牢抓住了历史转折时期的机遇，及时作为，迅捷主动地实施了战略选择。而第一次和第三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就没能及时跟上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严重的被动性，几乎是被逼迫着进行战略转变，这也注定了其战略选择进程的漫长而曲折。
第二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手工业时代向机械化时代转变的时期。在这一历史关口，以战略理论家马汉为代表的美国海军非常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这是海军摆脱落后、崛起强盛的战略机遇期。他们认为战略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时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非常稳定，不存在大的战略威胁和挑战，这为海军提供了宽松的战略环境，便利于海军进行全局性的战略调整。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列强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世界战略格局开始酝酿，这为美国海军投身海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其次，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三面环海、面向两洋的“大陆岛”国，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缘环境的变化，客观地改变了陆主海从的格局，提高了海洋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为海军地位的提高创造了前提。第三，在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海军军事技术变革的浪潮。美国的海军军事技术水平已经获得质的飞跃，有些领域还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这些都为海军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历史关口，美国海军高瞻远瞩，大力提倡海权论，鼓动海军主义，为海军的崛起造势，积极争取承担国家新赋予的战略使命任务，顺时而动，完成了战略选择。
第四次战略选择时期是冷战两极战略格局结束、人类社会由工业化向信息化时代过渡的时期。美国政府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格局的巨变和时代的变迁，迅速出台新的国家战略，调整国家战略重点。美国海军也深刻认识到海军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克服新生的挑战与威胁，主动实施新的战略调整。美国海军对战略形势有了比较明确和清醒的判断。首先，从安全环境来看，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大战暂时退出历史舞台。衰微的俄罗斯短期内难以抗衡美国，而其他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难以威胁美国的战略地位，一时之间，美国没有了明确的战略威胁和挑战。冷战后，美国海军重新掌握了世界海洋的制海权，赢得了海军发展的良机。但另一方面，一些地区性威胁和以恐怖主义为首的非传统威胁浮出水面，这些威胁和挑战非常复杂，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这就迫切要求海军进行大幅度的变革。其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大量、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领域，掀起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在这一浪潮中，美军处于“领头羊”的主导地位，而海军必须抢占先机，及早适应信息技术的变革，在全军甚至全球海军中继续确保绝对优势。基于对冷战后战略环境的判断，美国海军站在时代的前沿，前瞻式地主动更新战略概念，不断塑造新的战略手段和战略途径，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战略调整，战略调整完成后，及时出台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带领海军走上了新的战略征程。
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争取独立和维持生存时期。当时，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极为恶劣，欧洲强权国家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地位，甚至生存，美国自身力量又十分弱小，难以获取战略空间。在这种历史关口，美国决策层围绕着要不要海军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海军被排斥在决策主体之外，根本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只能被动地应对历史关口的战略需求，这就注定了战略选择进程的曲折和反复。在历经反复与磨难之后，美国决策层才最终达成了战略共识，确立了要建立小而精的海军力量，以近海防御为主，担负海洋方向的国土安全使命任务。
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是战争年代向和平年代转变、国际战略格局由多极化向两极体制转变和核时代来临的重大历史时期。在这一时代转折时期，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安全环境形成了长期的两极冷战对抗格局，美苏两极对抗的重点在欧洲。美国的战略对手苏联又是一个陆权色彩浓厚的国家，这就决定了美国安全战略的大陆性色彩，必然会提升陆军、空军在应对苏联威胁中的战略地位。海军如果不能瞬时而动，遭受排挤和打压是在所难免的。其次，核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日渐成熟。战后初期掌握核垄断的空军对海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海军顺应核时代的发展，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针对战略环境的巨变，美国海军应积极适应战略环境的变化，及早进行战略理论的创新，积极实施战略调整，主动寻求新时代下海军的战略定位。但从实践来看，美国海军最初没有能主动地应对战略环境的巨变，没有能积极寻求海军发展与战略环境的理性平衡。美国海军继续沉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荣光之中，在理论上囿于马汉海权论，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加以更新，造成了战略理论滞后于时代需求的局面。美国海军丧失了战略选择的先机和主动权，严重迟滞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造成了战后初期海军发展的彷徨、无奈与挫折。到后来，美国海军才从“核革命”上打开了坚冰，开创了新的局面，初步稳定了海军的战略地位。到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重整军备的国家政策激励下，美国海军最终作出了适应核时代和冷战格局的战略选择，恢复和保持美国优势海军力量，采取“前沿进攻”的海军战略，夺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提高海军的战略地位。
通过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比较对照，可以看出国家发展的历史关口对海军至关重要。海军应当敏锐地把握重大历史关口，否则将导致战略选择的重大波折。
二、服从国家利益需求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始终如一的根本原则
国家利益需求是海军进行战略选择的根本导向和牵引。只有国家利益需求发生了变化，才有可能引发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否则海军战略选择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可以说，国家利益需求是海军战略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海军战略选择的根本依据。
随着时代的演进，国家利益需求也会动态地发展演变的，这必然要求海军进行相应的战略选择。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的时期，都是国家利益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的时期，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提出了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目标，内在地要求和推动海军选择相应的战略，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孤立主义战略逐步确立时期。孤立主义战略非常具有策略性,它的核心逻辑思路是以最小的政治和军事成本赢得最大的安全红利。当时，美国贫弱不堪、力量弱小，而且欧洲强国对新生的美国虎视眈眈，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与发展。当时的国家利益需求是捍卫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不卷入欧洲事务，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着眼自我发展，加快国家整合。在这一战略需求的牵引下，海军应当宏观地系统分析这些要素，积极有效地说服上层领导，及早统一对海军的认识，以建立小型的近海防御力量为目标来筹建海军的发展规划，最佳地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地扭转被动局面，掌握一定的战略主动，缩短战略选择的进程，减少波折和磨难。而第一任海军部长乔治·斯托德特却异想天开地提出发展战列舰主力舰队的远景规划，完全脱离了国家利益的根本需求。可想而知，这一远景规划一提出，迅即遭到了无情的抨击和打压，以迅速的流产而告终。可以说，斯托德特提出的规划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提高海军的战略地位，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部分高层对海军的疑虑，使海军发展进程更加步履维艰。斯托德特提出的规划流产后，美国海军再也没有提出像样的规划，更没有提出鲜明的战略主张，无法满足国家利益需求，这就注定了战略选择进程的曲折和反复。
美国海军的第二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美国逐步突破了孤立主义战略的束缚，确立了“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国家战略。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变促使美国突破美洲大陆的限制，开始把战略视野放眼海外。美国的国家利益需求也跟着得以拓展，因此，海外殖民和海外扩张成为美国新的战略需求。在这一战略需求的牵引下，美国海军在马汉海权论理论的指导下，成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军事力量急先锋，开始了根本的转型。美国海军的战略理论为美国决策层广泛接受，并迅速地转化成海军政策和实践，顺利地实现了由用于劫掠贸易和沿海防御的舰队向远洋海军的彻底转变。美国海军最终确定了建设面向远洋、扩张海外利益的优势舰队力量，奉行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
美国海军的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逐步确立和深化全球战略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政治、军事野心日益膨胀，妄图称霸世界。美国认为，对其称霸世界构成威胁最大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期间，美国战略的核心是推行对苏联的“遏制”。美国“利益”的全球化迫切要求海军进行新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时期，美国海军最初没有及时地适应战略需求的新变化，进行海军战略全局的调整，导致了美国海军历经挑战和磨难。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最终完成了适应冷战格局的战略选择，确立了加强和保持绝对优势舰队力量，奉行“前沿进攻”的海军战略，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战胜苏联独霸世界的国家利益需求。
美国海军的第四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企图奉行“单极主义”的国家战略时期。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极力维护单极独霸的战略格局，追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和持久化。可以说，单极独霸世界成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美国决策层的战略共识。但冷战后，由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和制约，美国对威胁的判断处于一种动态的、不确定的发展演变之中。冷战后，最初美国发布的国家战略文本，主要是将焦点对准了地区性挑战和威胁。“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一时之间又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时任小布什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指出：“此时此刻与1945-1947年那个时期相似，那是遏制政策形成的时期。今天国际政治的结构板块已经变化。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1]小布什总统极力构筑一个以反恐战争和美国无与伦比的实力为基本支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单极世界体系国家战略。总的来看，冷战后美国单极主导世界的战略目标是确定的，但要应对的威胁和挑战是难以确定的。这一新的利益需求必然要求海军相应地进行新的战略选择，不断更新自己的战略概念，彻底改变基于“威胁”的战略模式，建立基于“能力”的战略模式，既能满足长久战略的需求，又能灵活应对各种复杂的威胁。冷战后，美国海军及时更新战略概念，奠定了新战略出台的基石。2007年10月新海上战略出台。美国海军确立了建设新型的全能型优势海军力量，力图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主导全球海上力量运用，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美国国家利益。
总的来看，美国海军的四次战略选择都是以国家利益需求为根本依据的。美国海军能够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及时实施战略转变的，战略选择的进程就比较顺利和稳健，反之则非常曲折和被动。可见，服从国家利益需求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不可改变的根本原则。
三、自觉创新战略理论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顺利实施的先导牵引
综观美国海军的四次战略选择，海军战略理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第二次和第四次战略选择中，表现尤为突出。
第二次战略选择之所以是主动的战略选择，关键在于战略理论发挥了先导和核心作用。应时、应运而生的马汉海权论，客观而深刻地论述了美国要成为海上强国的原因及其所需的条件；美国不仅要拥有保卫海岸线安全的力量，更要拥有一支能在世界大洋范围内运用的大洋舰队；美国还需要拥有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和一条穿越中美洲的运河。马汉的海权论，阐述了新形势下科学的海洋观、海军观和海战观，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结束了长期以来美国海军战略理论缺失的状况，对民众、海军和国家决策层都发挥了重大的理论导向作用。首先，马汉的海权论将海军力量的崛起与美国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海军可以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从而使这一理论及时为美国决策层所接受，转化为国家的战略行动，为海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也大大提高了海军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了战略选择的环环递进，顺利发展。其次，马汉的海权论不但结束了美国海军长期没有战略理论的局面，而且很快取得了海军内部的广泛共识，指导海军进行全方位、大纵深的全面转型，牵引海军由内向型的大陆海军转型为外向型的大洋海军，指导海军确立了优势舰队力量的思想，确立了攻势作战、集中使用、内线作战和舰队决战等战略原则。可以说，马汉的海权论全面奠定了美国海军的战略理论基石，这是美国海军彻底转型的关键所在，也为美国海军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可资借鉴的理论武器。第三，马汉的海权论不仅面向决策层和海军内部，同时也是面向公众的“舆论播种机”。马汉的海权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和流通，扭转了长期以来美国民众漠视海洋作用的思想惯性，培植和提高了民众的科学海洋观；扭转了长期以来民众贬低海军的传统，重新塑造了国民的海军情结，为海军的大发展塑造了良性的氛围和战略动力。毫无疑问，马汉的海权论是美国海军第二次战略选择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
第四次战略选择是更为积极主动的战略选择，不断更新的战略理论发挥了思想统领的先导作用，确保了海军战略选择的顺利实施。冷战后，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战略需求促动海军积极调整战略概念。相比于第二次战略选择，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马汉式的划时代的海军战略理论家，但是海军的决策机制却主动地组织力量，以组织的形式来积极酝酿和更新海军的战略理论，同时美国海军激励广大官兵积极参与学术理论研讨，营造创新战略理论的氛围。这样就进一步缩短了战略理论生成的周期。马汉时期，先是海军战略理论家提出系统的战略理论，接着为海军乃至国家决策层所接受，然后转化为海军的战略决策。冷战后，海军决策机制直接承担了战略理论生成的“孵化器”，同时将战略理论转变为战略决策，这就促使了战略理论更新进程的及时和迅捷。
冷战后，美国海军适时制定、更新战略概念。1992年颁布的“……从海上”决定了未来海军的发展方向。1994年的“前沿存在……从海上”强调了“前沿存在”的战略重要性，为新的战略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9·11”事件后，“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的迅速出台，主要解决了未来新型海军的战略能力问题。经过三个阶段性战略调整之后，美国海军及时启动了新海上战略的制定。美国海军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纳国内外各方的观点，依托核心团队和组织机构，稳健有序地制定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对未来建设以强调国际合作、强调运用“软实力”为主的主导型新海军，起到了强有力的理论先导和牵引作用。
由此可见，完备科学的战略理论是海军实施战略选择的强大思想动力和战略支撑，是海军能发挥战略主动的关键。而战略理论的缺失与陈旧，则是导致战略选择呈现出被动性和迟滞性的主要原因，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重大教训之一。在第一次战略选择和第三次战略选择中，战略理论的缺失与陈旧是极为突出的。
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美国海军军人被排除在战略决策圈之外，缺乏战略筹划的平台。美国海军主要局限于日常和战术层面的活动，根本无暇也没有能力驾驭海军的战略问题，这就造成了海军战略理论缺失的严重弊端，导致美国海军在战略选择的进程中丧失了战略主动，完全被动地沦为政治家和国家决策层随意玩弄的政治“皮球”。当时，由于海军没有自己的战略理论，不断更替的政府的海军政策彻底主导了海军的走向和未来。因此，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战略选择的进程漫长而被动，海军发展的波折与灾难。
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美国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要求海军适时更新战略理论。早在1954年，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曾告诫过美国海军，及早适应冷战的战略格局。他认为，海军必须超越马汉学说，把理论重点从蓝水转向欧亚大陆，进而解决危机，也证明自己在适应新形势方面是“灵活机动和富有活力的”。[2]虽然亨廷顿对海军提出了前瞻性的警示，但海军当局并没有给予重视，继续迷恋于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迷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的辉煌和强大地位，没有及时进行战略理论的创新，造成了观念严重滞后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海军在战略选择中方向不明确，应变不灵活，丧失了战略主动。直到里根时期，莱曼海军部长大力重建海军战略，才最终解决了这一战略选择问题。可见，即便战略理论比较健全，但战略理论体系陈旧，没有及时地予以更新，也会带来海军战略选择的重大失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不断创新海军战略理论是美国海军实施战略选择的核心与关键所在，这也是美国海军掌握主动、顺利实施战略选择的最强有力牵引。
四、主动发挥海军决策机构的关键作用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高效有力的组织保障
在第一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特别是海军官兵基本上被排除在战略决策层之外。海军部组建之前，海军从属于陆军，只是一个临时性、应急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海上民兵”，海军完全是国会和政府任意决策的对象，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因此，海军的解散也就在所难免了。海军部组建之后，海军部成为海军的代言机构，但深囿于军队威胁论的思潮，美国上层对海军的敌视程度很高，因此采取文官治军的原则，文官控制了海军的大政方针问题。而且，当时的海军部文官质量低下，难以成为美国海军忠实代表，往往成为政党政治和国会的“政治玩物”。由于海军决策机构还比较稚嫩，又不健全，难以代表海军的根本利益，不能据理力争地证明海军的地位作用，无奈地在政治的斗争中“随波逐流”，丧失了战略主动，所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军战略选择的曲折进程。
在第二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的决策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于第一次战略选择，海军军人影响和参与决策的程度有了大幅的提升。海军军官成为海军部各局的主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海军部的决策。美西战争时期，以马汉为首的三位海军军官组成的战争委员会，负责向海军部长提供战略战术上的建议，进一步提升了海军军人的地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曾直接聘用马汉为军事顾问，并多次提议在海军部内设立海军作战部，为海军战略地位的上升奠定了基础。到
在第三次战略选择中，海军的战略决策机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权力日益加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为战略选择的中层主体，战略选择主体的纵深进一步拉大，海军战略决策机构呈现出被“边缘化”的趋势。这一变化是不可变更的客观实际，海军只能更加主动地加以积极适应。遗憾的是，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中，海军决策机构却长期滞留于低层次的财政拨款、兵力结构等问题，弱化了战略视野，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主动作为以影响国家战略决策层，导致了第三次战略选择的波折和磨难。一直到莱曼出任海军部长之后，海军部才取得了战略主动，并组建了战略研究小组等专门的机构，为不断吸纳下层的建议开辟了途径和渠道，并以官方的形式颁布了美国海军第一份海上战略，争取到了政府和国会的支持，获取了战略主动，赢得了海军的复兴。
对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进行纵向比较，第四次战略选择最为稳健、有序和顺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海军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决策机制和机制的不断革新。海军部和海军作战部充分发挥海军战略决策机制的统领作用，同时将海军学术机构、舰队和相关机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纵横兼备的团队，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海军决策机制敏锐应变，积极作为，及时出台适应新环境的战略理论，在这一方面，海军作战部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是相比于莱曼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进一步凸显了海军军方在战略决策机制中的地位作用。冷战后，海军决策机制不断进行组织完善和机构整合，以提高决策机制的效能。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的不断完善和积极作为，使海军的组织效能大大增强，为海军赢取战略选择的主动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总的来看，冷战后美国海军阶段性战略调整与综合性新海上战略的出台，都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家决策层认可，海军决策机构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美国海军的战略决策机构历经演变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体制完备、功能健全、灵活应变的架构。这对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在更大程度上确保了战略选择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总之，海军决策机构是海军的组织核心与海军团体的代言人，海军决策机构的健全程度和作为能力对战略选择进程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五、高度重视政党及军种之争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巧妙胜出的重要捷径
在第二次战略选择初期，两党政治还是制约美国海军发展的重要战略因素，也赋予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巨大变数。但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和感召之下，秉承了原共和党海军政策的民主党改变了自己顽固的反海军传统，使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基本超越了政党政治的“顽症”，两大政党对海军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战略共识，这才确保了战略转型稳步有序地推进。
在冷战后期的卡特政府时期，政党政治再一次浮现出来，对海军战略选择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主党人的卡特总统上台后，大力否定前任共和党政府（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海军政策，极力贬低海军的战略地位，企图将海军削弱为辅助性、支援性军种，引发了海军地位的大辩论。共和党人里根上台后，否定了卡特政府的海军政策，大力恢复海军优势，重新筹划海军的战略运用，最终确定了冷战期间海军的战略地位，完成了战略选择。
冷战后，美国新海上战略的构建过程中，高度重视政党政治的沿革。美国海军极力将新海上战略置于两党政治之外，从国家战略的稳定需求出发来筹划稳定的海军战略，使新海上战略既适应当时共和党政府，又能迎合即将上台执政的民主党政府，从而确保了新海上战略的持久稳固。美国海军的这一做法，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谋略。可见，美国海军在战略选择中，是否高度重视政党斗争会对战略选择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任何国家都永远不可能存在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所有的国家安全需求，也就说，用于防务的财政开支总是有限的。有限的财政开支在不同军种之间分配，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军种间的不良竞争，引发严重的利益冲突，严重干扰军种的战略选择进程。在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中，军种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制约其进程的又一重要因素。海军学会妥善处理军种之争是海军必须面对和处理的又一重大战略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海军是脱胎于陆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海军部成立之前，海军事务是由陆军部主管的，是受大陆军主义严重制约的。当时的陆军极力垄断和维持自己的利益，防止海军从中“分羹”。在这种状况下，海军的发展缺乏稳定性，呈现出起落不定的局面。往往是在海上利益遭受劫掠的压力下，海军才能获得暂时的重视，威胁一旦消除，削减海军开支的“利斧”随之而来。相对而言，陆军的地位是比较稳定的，经历的波折和起伏非常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种之间的竞争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陆军和新兴的空军都将矛头指向了海军，特别是一度掌握核垄断的空军，他们大力鼓吹“海军无用论”和“核武器至上论”，极力贬低甚至企图肢解美国海军。这个时期，美国海军的生存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海军只能被动应对，疲于奔命。在这种形势下，亲空军的国防部长路易斯·A·约翰逊坚信在核条件下，海军的“战斗生涯已经结束”，海军只能担负支援性的辅助任务，不能再是一个战略性军种了。他一上台，就大力推行大规模削减海军的计划，结果引发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在这种恶劣的军种竞争的环境下，美国海军主要围绕着预算分配问题同其他军种进行激烈的斗争，难以理性考虑和运筹海军的战略问题，这就严重迟滞了美国海军冷战期间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期出台的海上战略，主动提出要和其他军种联合，巧妙地淡化了军种竞争的问题。海上战略提出该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既将海军战略提高到了军事战略的高度，也大大减弱了其他军种对海军的抨击，保障了海上战略的顺利通过和实施。
到冷战后期，美国为了克服军种间的不良竞争，于1986年颁布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奠定了联合作战的法律至尊地位，极大程度上控制了军种间的不良竞争，将各军种共同引向联合作战的高度。冷战后，联合作战条令和理论不断出台，进一步规范了军种间的分工与合作。因此，冷战后军种间的矛盾和斗争才没有冷战时期那么尖锐，那么突出。冷战后，美国海军阶段性战略调整及新海上战略的出台，都充分强调了联合作战，较好地处理了军种关系，这也是战略选择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
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有力证明了，要消弭外在的阻力，确保战略选择的顺畅，必须高度重视政党及军种之争，处理好自身与其他诸方面的关系，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所揭示的又一条基本准则。
六、力排错误思潮的干扰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避免滞误的先决条件
美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涌现过一些错误的思潮，严重干扰和制约过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这些思潮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显现出极强的影响力和干扰作用，成为影响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对待错误思潮方面，美国海军经受了许多的磨难，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1775-1815年期间，“军队威胁论”思潮是一股强大的势力，阻碍和制约着美国海军建立、重建与常备化的进程。美国海军长期屈从于这一思潮，没有主动地评估这一思潮，揭示这一思潮的问题和弊端，也未能说明建立海军的独特作用和特殊意义，海军只能在这场不对称的较量中，谨小慎微地活动，难以破除错误思潮对海军战略选择的精神禁锢。
第二次战略选择之前，传统的“大陆主义”思想在国家决策层和海军内部仍是强大的思想“顽症”，这直接导致了海军的严重倒退，使海军堕入新的低谷。一直到马汉海权论出台之前，这一落后的思想还是大有市场，制约着海军新的战略选择。因此，马汉海权论只有在彻底摧毁这一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扎根发展。马汉海权论的出台，深刻揭批了“大陆主义”的弊端，阐释了美国走向海外，走向大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将“大陆主义”这一思想逐出了历史舞台，确立了海权思想的稳固地位。第二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力排错误思潮干扰的举措，大力弱化了选择进程中的思想斗争，确保了战略选择的顺利推进，这是美国海军力排错误思潮干扰的重要经验。
冷战初期，“核武器至上论”和“海军无用论”两种错误思潮大肆泛滥，甚嚣尘上，严重地影响了美国战略决策层的判断力，严重干扰了美国民众的理性视听。针对危及海军生存的“海军无用论”，美国海军奋起抗击，甚至掀起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但批判并不彻底，只是极力避免海军地位的下降，对国家决策层没有产生根本的影响。一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才以战争的实践暂时清除了这一错误的思潮。到20世纪70年代卡特政府时期，新的“海军无用论”再次蠢蠢欲动，威胁到海军的战略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海军对这一思潮缺乏本质的认识，关键是没有相应的理论来抗击这一思潮，对新形势下海军战略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缺乏应有的理论创新。
相对而言，美国海军对核武器作用地位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一方面，担心空军垄断核武器会进一步恶化海军的战略地位，于是指出核武器的局限性，反对核迷信。另一方面，极力适应核时代，大力推进海军的“核革命”。但是，从实践上来看，美国海军对“核武器至上论”的本质也认识不清，甚至也有随之起舞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揭开“核革命”序幕之时，美国海军在内部也推行“核至上”的政策，贬低和忽视了常规海军力量，没有及时更新常规海军力量，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常规海军力量颓废和陈旧的严重局面。到莱曼部长推行“600艘舰艇”海军时，才彻底改变了海军内部核常严重失衡的局面，基本实现了海军力量的核常兼备，保持核常平衡的态势。
总体而言，在战略选择的进程中，美国海军多次对错误思想认识不清，不能进行有效应对，造成战略选择的滞后，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过程中的又一重大教训。
[1] 倪峰：“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沿革及思考”，《当代世界》，
[2] Samuel P. Huntington,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Transoceanic Navy,” U.S. Naval Institute Prrceedings (May 1954), pp.483-93.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