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海军针对急剧变化的战略环境，积极调整自己的战略走向，探索新形势下海军的战略定位。此次战略选择充分汲取了冷战期间、特别是冷战中前期战略选择的深刻教训，不断更新战略概念，积极主动地出台新的战略理论，及时确立了海军战略的定位。在此次战略选择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战略选择的性质表现出极强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冷战期间，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具有明显的被动性。美国海军针对战争年代向和平时期的重大转变以及核时代的到来，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在思想上还沉迷于战争的荣耀之中，在理论上固守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这就造成了那时的美国海军只能被动地适应战略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压力。

冷战后，美国海军充分借鉴了这一缺陷和不足，及时出台新的战略理论，形成比较完备的战略文本体系，增强了战略选择的理论性，掌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战略选择的性质呈现出极强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冷战的帷幕还没落下，美国海军就积极地探索冷战结束后海军的战略转变问题，海军领导机构及早筹建了“海军能力筹划组”，出台了“……从海上”战略文本，顺应了战略环境的骤变，适时实现了海军战略重点的转移，初步确定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方向。两年后，美国海军及时洞察到“……从海上”的不足之处，适时出台了“前沿存在……从海上”。“前沿存在……从海上”弥补了“……从海上”战略概念的不足之处，强调了“前沿存在”战略概念的重要性，指出美国海军应着力向和平时期倾斜，大大拓宽了战略的适用范围，提高了战略的境界。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和联合作战趋势的不断加强，特别是“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海军敏感地意识到必须大力加强战略能力和战略手段的更新。美国海军组织力量，迅速出台了“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战略概念，牵引和塑造未来海军的战略能力拓展与生成。

阶段性战略调整完成之后，美国海军积极造势，主动组织力量，顺利制定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完成了冷战后新的战略选择进程。“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强调平时防止战争的功能，要求建立一支主要运用非战争手段以达成战略目的主导型新型海军，极具前瞻性。总之，冷战后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彻底摆脱了被动性的特征，呈现出前瞻性和主动性不断强化的趋势，这是美国海军顺利实施战略选择的重要保证。

二、战略选择的主体凸现了海军决策机构的核心作用

冷战期间，由于海军自身的理论不足，海军在战略选择主体中地位有严重的边缘化趋势，这与海军决策机构的不作为和不善作为是密不可分的。冷战后，美国海军运用强大的战略理论来统一海军内部的思想，对外统一口径，争取公众和国家决策层的支持，其中美国海军自身、特别是海军决策机构，发挥了战略选择主体的核心作用。美国海军决策机构的主动作为，为海军赢得了战略话语权，是确保战略选择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纵观冷战后美国海军的历次战略调整和战略定位的最终确立，期间均未曾遇到强大的压力和阻力，没有出现大的波折，海军决策机构的有效作为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冷战后，美国海军决策机构、特别是海军作战部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充分发挥了组织核心的领导作用，积极组织人力和相应机构，广泛而深入地推进新的战略筹划，引领海军的整体推进和转型，这为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同时，海军决策机构注重“自下而上”地吸纳各方的观点、建议和批评，以弥补战略概念的缺陷和不足。这一特点在“…从海上”和“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的出台中尤为突出。“海军能力筹划组”充分汲取舰队、海军官兵和学者的合理建议，确保了海军内部意见的高度统一。“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筹划过程中又更上一层楼，战略的研讨不但推广到海军内部，而且跨越了军种和民政机构，甚至组织了7次“与国家对话”的活动，广泛听取民众的呼声。

在新海上战略制定的过程中，海上战略执行委员会担当构建新海上战略的领导团队，海军作战部长行政组指导整个构建过程，核心团队负责新海上战略的协调组织工作，并承担文本的具体拟制工作，海上战略特别工作组负责评判各种想法和推广各种概念，海上战略构建相关者承担相应的具体细化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海上战略的构建过程中，形成了主线明晰、纵横交织的立体化工作机制。这种机制的完备性，是新海上战略得以顺利构建、确立和实施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冷战后海军决策机构发挥的核心作用与科学方式的运用，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海军战略选择的健康进程，避免了不必要的失误。这就为海军掌握战略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也是确保战略选择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

三、战略选择的动力主要来自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和不断更新的理论牵引

这次战略选择的动力，既来自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需求，更来自不断更新的战略理论牵引。

（一）战略环境的变化

冷战战略格局的终结彻底改变了美国战略环境，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大战的阴霾消除了，地区性挑战成为美国最为现实、最为严峻的威胁；同时，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海军单极独霸控制了世界海洋，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对手可以挑战美国海军的大洋控制权。战略环境和战略需求的变化，客观上要求美国海军的战略重点，从世界大洋转到濒海地区上来，也要求美国海军关注和平时期海军的战略运用问题，从而推动了美国海军“……从海上”和“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本的出现。

“9·11”恐怖袭击后，威胁的不确定性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滋长，成为美国必须面对的战略问题。战略环境的新变化客观要求美国海军不但要应对常规威胁，也要应对各种复杂的非常规威胁，要求美国海军能力生成的模式由“基于威胁”向“基于能力”的转变。美国海军在战略环境的推动下，出台了“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本，提出了以“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为核心的战略能力要求，致力于全能型海军力量的建设，既能应对各种传统的威胁，也能应对各种复杂的非传统、非常规安全威胁。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海上安全环境面临的各种挑战，催生了美国海军“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的出笼，美国海军确定了达成战略目标的战略途径，最终完成了冷战后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

（二）战略理论的牵引

冷战期间，美国海军没有对战略理论进行及时更新，使战略理论长期滞后于战略环境和战略需求的变化，造成了长期的战略被动，大大延长了战略选择的进程。冷战后，美国海军深刻地反思了这一问题，借鉴了这一历史教训，紧紧抓住战略理论这把钥匙，用战略理论来开启战略选择之门，用战略理论来牵引战略选择的进程，结果是稳健、顺利、快捷地推进了战略选择的全过程。可以说，这是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一大亮点。

“……从海上”宣告了美国海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指引美国海军由制海型海军向制陆型海军的转变，规范了美国海军战略全局的调整方向。“前沿存在……从海上”弥补了“……从海上”的不足之处，强调了和平时期“前沿存在”的重要性，奠定了重视和平时期制止战争的理论基础。“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注重战略能力发展问题，指引美国海军发展多种战略能力，应付各种威胁。“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对阶段性的战略调整进行了整合，正式提出了新海上战略，规范了美国海军战略全局的转换。纵观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历程，可以看出，战略理论发挥了统领全局、指点迷津的牵引作用，并为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提供了强大的牵引力。

四、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军备缩减和军种竞争

冷战后，制约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军备缩减和军种间的竞争，这些制约因素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必须面对的客观实际，也对海军战略选择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军备缩减的限制

战略的制定必然受制于财政资源的总量及其分配。各个军种在进行战略选择时，必须考虑到可支撑的财政能力。冷战后，在世界大战危险淡化的趋势下，美国政府缩减军备，压缩国防开支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美国海军也不例外。1991年到2000年期间，海军总体力量呈下降趋势，现役战舰由1991年的526艘削减为2000年的318艘，现役官兵由1991年的57万人削减到2000年的37.3万人。[1]财政的紧缩和力量的压缩，对海军进行战略选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美国海军必须适应财政资源的许可，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战略重点的调整。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战略调整与军备缩减的关系，就容易导致美国战略平衡状态的失衡，难以兼顾所有的战略能力和手段。

（二）军种的竞争

冷战期间，军种间不良的竞争态势是制约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冷战后期颁布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核心目的是控制军种间的不良竞争，奠定联合作战的法律至尊地位。

冷战后，联合作战虽然成为全军的基本共识，但军种间地位作用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军的战略选择。比如，“前沿存在…从海上”颁布后，许多陆战队官兵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该文件标志着海军再度聚焦蓝水，也偏离了联合远征战的趋势。陆军和空军更是积极地应对“前沿存在…从海上”，他们极力向国会和国防部强调自己军种在联合前沿存在中的独特贡献和地位，也大力更新海外战区的装备。陆空军军官极力贬低海军的作用地位，声称一旦陆空军发起作战行动，海上军种在作战维持方面的用处是寥寥无几的。[2]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军虽然迅速赢得了战争，但战后秩序的重建和维持稳定却需要投入大量的陆空军，特别是陆军，海军再度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甚至有人认为海军最新的角色可能延伸到濒海地区，担负阻断恐怖分子和走私分子的任务，同时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传统的“蓝水”任务已经大大淡化了，可以大幅度削减海军的力量。这种军种间的地位作用之争，是海军战略选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五、战略选择的进程显得十分有序而又稳健快捷

冷战期间，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曲折而难产。相比之下，冷战后的战略选择进程表现出有序、稳健而快捷的特征。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针对战略全局的调整，顺时而动，及时出台和更新自己的战略理论，牵引和推动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牢牢掌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对战略选择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战略选择的进程来看，美国海军首先分三个阶段实施了战略调整，分步骤、分阶段地逐一解决重大战略问题，阶段性调整完成之后，美国海军及时出台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完成了冷战后的战略选择。美国海军从阶段性调整到综合性转变的做法，大大降低了战略选择的阻力，也在一定时期内聚焦了海军的力量，保证了战略选择进程的有序、稳健和快捷。

六、战略选择的结果将带来海军新世纪的新繁荣

“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是美国海军在冷战后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的基础上，正式形成的新海上战略。它的战略定位比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海上战略还高。原有的海上战略被明确定位为“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是高于海军战略的。新海上战略并没有再作新的明确定位，但它是由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三方共同制定的，已不是单纯的海军战略；它明确指出要接受《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国家军事战略》、《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的指导，不只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特别是它反复强调要“实现持久的国家战略目标”，即要直接为美国大战略服务。

“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的核心，仍然是“以海制陆”思想，这与冷战后美国海军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一脉相承。但是，“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的谋略思想更高超，特别强调通过各种力量的“合作”，通过“软实力”的运用从海上影响甚至主导陆上事务，追求不战而胜的最佳效果。新战略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实质上是实施一种大联盟策略，企图扩大阵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这也是与所谓“千舰海军”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新战略企图改变冷战期间以战为主、崇尚进攻的霸权型海军形象，改而构建一支在大联盟、大合作的国际环境中，起主导作用的新型海军。不再宣扬直接控制海洋，转而通过控制全球体系，来间接控制海洋，进而控制世界。不过，新战略强调，适应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倡导国际合作，强调主要通过海上力量的非战争运用，达到最终战略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世界海军战略某些方面的发展潮流和趋势，不但对美国海军今后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而且会对未来世界海军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