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以来，经过历次局部战争的反复检验和完善，以美军联合作战计划制定流程（JOPP）为代表的联合作战筹划范式得以在西方国家军队中广泛运用。它突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持续吸纳先进技术理念，较好地处理了筹划过程中艺术与技术的关系。整个筹划流程区分指挥官和筹划团队两条功能主线，通过构建并促进相互间贯穿全流程的持续交互，将指挥官主观概念化筹划活动与筹划团队的客观具体化筹划活动融合为一体。二是有序高效的筹划流程具有较好兼容性，能够适应多样化的战争形态。通过搭建筹划流程中各个步骤的具体框架，明确各筹划功能要素在各步骤的信息交互规范、各步骤中间产物标准，使整个筹划流程能够适用于不同类型和样式的战争行动。三是筹划过程采用模块化结构搭建，各类配套业务流程相互支撑配合度高。整个流程的各子功能模块结构化程度高，在指控、评估、情报和目标等业务流程的配合支撑下，实现对联合作战行动的持续和高效筹划。

美军联合作战计划制定流程肇始于冷战末期，并在海湾战争之后的历次局部战争形成并成熟，其发展经历了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形态转变的全过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海湾战争时期，美军联合作战呈现出典型的协同式特征，其联合筹划与计划活动以战区为牵引、下属各军种分头实施的方式进行，筹划集约化程度有限，仅初步解决了战区统一联合筹划的问题。之后几次战争，随着美军联合理念与实践深化，同期信息及技术手段的进步，一体化联合作战模式成为主流，以JOPP为代表的联合筹划范式得以广泛运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战区级指挥机构以行动和任务为聚焦，突破军种藩篱统筹组织规划所有参战力量的作战运用，联合筹划范围延伸至战术部队，筹划的精度显著提升。后反恐战争时代，美军着手尝试并验证以跨域协作式交战（CEC）为主要特征的内聚式联合作战模式，并提出由战区顶端至任意任务力量终端无缝衔接、自适应协作的联合作战筹划理念。在此新筹划范式下，战区将实现完全以任务为牵引的作战筹划与组织，灵活定制作战力量，上下同步展开联合筹划。

美国诸军种联合作战经历，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战争时期的亨利-多纳尔森要塞攻防战，但现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实践则肇始于1991年海湾战争。综观美三军联合作战形态演变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与之相关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联合作战筹划模式亦独具各自的特点。

一是以海湾战争为代表的协同式联合作战，联合筹划以区内军种部队为主、战区与军种分别实施。海湾战争，是美军自越南战争失败后历过数十年反思后进行的首场大规模常规战争，期间美军验证并实践了80年代形成的“空地一体战”联合作战理论。但这战争只是在战区及各军种部队顶层实践了联合，几大军种及联军看似共同筹划与实施了作战行动，实则各打各的。例如，战争期间美空军将领霍纳被任命为联军空中力量指挥官，但他仍难以更无法精细统筹各军种空中力量联合运用，战争期间大量精力仍聚焦于协调各军种空中力量的作战任务；而且由于各军种指挥控制系统远未实现互联互通，协调时甚至仍采用派遣信使的方式进行，战区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每日“空中任务指令”须由信使飞机以纸质文本的形式递送给其他军种空中部队。因此，战争期间，美军作战筹划模式，仍以战区—战区军种—军种任务部队，按层级分别实施的方式展开。战区、各军种及军种部队虽都按照已初具雏形的联合作战计划制定流程展开筹划活动，但总体上仍按线性串行的方式展开。战区顶层完成总体的作战筹划后，再逐级由各军种、军种任务部队细化、具体化为可用计划。此阶段，美军作战筹划的集约化程度有限，仅初步解决了在较高指挥层级的统一联合筹划问题。海湾战争实践亦反映出此类各军种筹划相对分离、串列实施的模式，例如，地面作战阶段与空中作战阶段相对由陆军和陆战队兵分三路实施，即左路第18空降军、中路第7军和英国第1装甲师，右路陆战队第1师，由于空袭和地面战基本相互隔绝，因此联合作战指挥的难度并不大。

二是以反恐战争为代表的一体式联合作战，联合筹划以组成/特遣部队为主、自上而下逐级展开。海湾战争后，历经1996年科索沃空中战争经验的积淀完善，美军联合作战程度进一步提升，同期海军提出了“网络中心战”亦在2001年开启的全球反恐战争期间得到检验。特别是在伊、阿战争主要作战阶段，经高度联合筹划统一实施的立体全域、同步异地、多向多样联合作战模式，已成为绝大多数时间内作战任务的基本样式。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主要作战阶段，陆、空作战行动自战争之初就同步伴随展开，多国、多军种、天空地高度融合的联合作战使得指挥难度急剧增加，但同期美军联合筹划能力及网络中心战技术相对成熟，高效地组织管理了联合作战能力较海湾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提升。期间，美军联合作战筹划模式，以战区—分域指挥控制中心—具体任务联合组成/特遣部队，自上而下逐级展开。在同期持续充实完善的指挥信息系统及各类作战业务软件的支撑下，新的联合作战筹划范式得以形成，战区作战筹划团队以战区指挥官的战略、战役意图为核心，实质性地突破军种藩篱统筹组织规划所有参战力量的作战运用，使联合作战筹划范围延伸至战役、战术层部队，对任务部队作战行动组织的精密度、计划的精细度和控制的精准度进一步提升。这种作战筹划范式，本质上虽然仍遵循自上而下的逻辑时序逐层展开，但对作战力量运用统筹与规划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表现为更多联合作战行动开始突破以往由各军种指挥中心具体筹划与组织的传统模式，战区针对任务需要临时编组特遣部队并直接筹划其行动的作战组织方式更加普遍。

三是以协作交战为趋势的内聚式联合作战，联合筹划以定制任务部队为主、以上带下联动进行。2010年以来，美军通过总结以往战争经验，结合同期更加发展的信息及大数据技术发展，提出了以异型平台、不同要素的跨域协作式交战（CEC）为主要发展趋势的未来内聚式联合作战模式。通过提升军种间大量不同作战要素、作战平台的互连互通互操作能力，从作战能力层面上完成对所有任务部队任务功能的全面整合，最终达成联合作战能力的数量级提升。在此联合作战模式下，特定单功能作战平台将获得网络化作战体系的全面支撑。例如，美军曾在其空海一体战概念中设想，由航母预警机为宙斯盾舰或F-22战机提供防空反导侦察预警引导，为其发射的防空或反导导弹提供中继制导，避免打击平台舰机因电磁辐射暴露其位置。为了在各作战要素、平台广泛互联的时代，筹划更加复杂、多样的联合作战行动，美军提出了“自适应计划与执行系统”（APEX）的概念，旨在为战区、战区军种/功能性组成部队及其战区以外的他军方机构同步筹划联合作战行动，提供一种顶层至任意终端（作战要素或平台）无缝衔接、自适应协作的作战计划与执行流程。在冗余信息基础性设施与筹划系统工具的配合下，战区将根据任务需求灵活抽组定制作战力量，由战区带军种/分域指挥机构和任务部队同步展开作战筹划，配合实时作战评估和指挥控制流程实现任务期间筹划活动的高效快速滚动，适应动态多变的作战环境。